银行业监管本应具有前瞻性、恒定性，起码应做到中期不动摇。但是，对于我国而言，银行业监管的“朝令夕改”或“隐性放松”，却已成为常例。

　　原定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银行业监管新标准，除今年5月先行出台的杠杆率指标外，资本充足率、拨贷比和流动性指标至今仍未明确。

　　离2012年1月1日不到一周，银行业监管新标准仍然没有出台迹象。这或许表明监管新标准将被推迟，换言之，从严的监管新标准将可能被放松。

　　实际上，银行业监管“朝令夕改”或者“隐性放松”，时有发生。以银信合作为例，早在2010年上半年银信合作突破2万亿后，为避免信贷管控彻底失效，银监会随即于当年7月紧急叫停银信合作，并于当年8月发布“72号文”(要求将部分表外资产在2011年转入表内)，今年1月24日银监会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但时至今日，应于今年内转表的银信合作资产1万亿元，仍有近一半没有执行。

　　一直以来，“朝令夕改”或者“隐性放松”，不仅表现在我国银行业监管，还表现在货币政策的“变幻不定”上。这种境况的根源是，从初衷看，可能出于迁就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但实际效果看，却纵容了商业银行的趋利冲动。

　　无论是“朝令夕改”，还是“隐性放松”，均是我国银行业监管不严的痼疾，亦是我国银行业风险积聚的变相推力。

　　如果说，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前，因货币发行、信贷管控和风险监管均集于央行一身，从而易形成银行业监管功能的边缘化。但是，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且其时五大行已通过注资、改制、引资恢复“健康”，银监会的监管功能即不仅应该体现在形式上，更应该体现在实质上。而在2007年主要商业银行几乎均已上市后，为防范具有“公众公司”属性的商业银行风险，我国银监会的监管功能则更应强化。

　　虽然，自银监会成立后，相关监管指标越来越高、监管门类亦越来越多，但是因实质性监管的缺失，“隐性放松”一直贯穿其中。更为严峻的是，因受经济增长、以及商业银行趋利的掣肘，许多势在必行的监管政策，往往最终不得不“朝令夕改”、或“隐性放松”。

　　虽然我国经济遭遇到下行压力，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但是，这不应成为我国银行业监管“朝令夕改”、乃至“隐性放松”的理由，这不仅因为对监管标准的不严肃，将可能造成我国银行业监管功能的弱化；更因为我国当下银行业实质已经危机重重，房地产贷款、地方债务以及银信合作等表外业务已经积累了逾40万亿元的风险敞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监管如果再迁就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或让步于商业银行趋利的冲动，其结果将不是经济增长的相对受挫，而是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