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通胀起来的时候，有关通胀的议论一般也比较活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又是看来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不同的议论，牵扯不同的因果联系，也引发不同的政策选项，多一点讨论，哪怕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可能是必要的。譬如，这一波中国通胀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别，就值得细加辨析。

　　最为流行的，是把这一波在中国抬头的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此说的重点，是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新的证据似乎明显不过，譬如大豆、铁矿石和石油，中国的进口量都要占到本国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而这几种大商品的国际市价，无论在2008年8月前，还是于2009年底之后，皆大幅上涨。大豆价带起农产品和食品之价，铁矿石带起钢铁和基建品之价，石油带起能源之价，那还不是国际的通胀输入到中国！

　　开放时代，一国的通胀对他国有影响，确有其事。不过，为了真正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探究，所谓的通胀输入，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实际发生。不少教材上讲授通胀输入，照例会提到“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机制”。那是说，国外商品价格上涨，拉动本国更多出口；同时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本国企业居民转向更多消费本国的商品。两股力量一起发作，把本国商品的价格拉了起来，于是外国的通胀输入了本国。

　　问题是，听来逻辑井然的传导机制，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譬如甲国油价上涨，从每桶油一个货币单位上升为两个货币单位，乙国会不会扩大对甲国的出口呢？会的，但条件是此时乙国的油价是每桶油同一个货币单位，或至少还低于每桶油两个货币单位。同理，乙国减少进口甲国油、消费更多本国油，也需要衡量油价的货币值与甲国一致。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那是金本位下国际之间的价格传导，当年休谟命名为“黄金价格定律”。

　　金本位去如黄鹤之后，各国货币本位不同，比价即汇率可变化，上述“定律”就失效了。还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乙国会不会因此减少从甲国的进口、又增加对甲国的出口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

　　按常理，甲国通胀、票子发毛，看在乙国人眼里，便不会把对方的票子看得和从前一样值钱，更不值得再拿出像原来一样多的本国票子去交换甲国货币。这是说，国家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原本是极其自然的。有这个微观基础，“输入型通胀”云云，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至于汇率升得足够——拒通胀于国门之外——引发了其他代价，譬如名义出口成本的上升，则是另外一重约束。即使因此抑制了汇率变化，再连带导致通胀压力上升，那也是对内的权衡引发的通胀，而不是“外来因素”所为，更不应该得出“除了容忍无法子可想”的错误结论。

　　回到现实世界，当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商品价格超常上涨，反映的是美元币值下降，背后是如何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有效约束美元和美国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美元的超发和泛滥当然对全球都有负面影响。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在可约束的全球货币框架形成之前，各国独立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所作为。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与此相似，“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按照有的教材，所说“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是为“本型通胀”。进一步分，还有工资推动型通胀、农产品价格推动的通胀、甚至“利润推动型通胀”等等。

　　这里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弗里德曼经常问的：某一项商品的价格上涨——不论因何而起——为什么能够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弗老自己的答案是，惟有货币偏多，某项商品的供不应求才能传导到其他商品的价格表现上。否则，粮食、生猪、蔬菜、劳力、土地、房子、首饰等任何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是的，口袋里只有10元钱，买糖多花了几元，买糕就只能少花几元。样样涨价还能样样都买回来，除非你控制了印钞机。

　　第二个问题，“成本”就无关“需求”吗？在实际生活中，哪样成本不是由花销构成的呢？花销者，持币购物的行为也。说人工成本升得急，还不是一家又一家公司争相招工的结果啊？那是买方与买方相争，激烈程度超过了卖方。问各家公司为什么多招工？答订单多到做不过来。订单是什么？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种表达，没有需求，何来成本？如果真的“没有超额需求”，哪里会有“成本提高”这回事？再追下去，需求还不就是“以货币表达出来的需要”？人的需要无穷无尽，仅受到货币的约束而从未感到自由。这是说，离开了货币这一关键条件，我们根本不知道成本本身又是被什么推动。

　　比较惊世骇俗的，是“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正是这段历史，把与凯恩斯大相径庭的“凯恩斯主义”，活活杀下了马来。我的疑问不是这段经验，而是“滞胀”何以成为当代通胀的一个分类。近年有意思的观察是，什么时候货币政策收紧，“警惕滞胀”的舆论一般就升起来，似乎其主要功用就是叫停货币紧缩，即使在货币偏多已经非常明显的关口。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几年前还有一个滑稽的类别，曰“结构性通胀”。那是举证，由于一些物价上冲严重，但另外一些物价平稳甚至下跌，所以即使CPI高于7%-8%，也是所谓结构性通胀，有别于凡价皆涨的一般通货膨胀。看不下去，区区在下顶了一句：牙痛就是牙痛，不要以为满口好牙，只有一个出了问题，就编一个结构性牙痛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我的意思是，CPI也罢，PPI也罢，更不要说把资产价格一并考虑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已经处理并包含结构信息，再也不需要王顾左右而言他。

　　本文也是这个立意。通胀本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无端端地把通胀分出很多类别，逻辑上讲不通，徒然增加记忆负担，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因此没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