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推动出口结构升级。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世界金融危机之前，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打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此外，全球市场正在发生两个深度变化。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

　　另一个变化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制造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微笑型曲线”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

　　根据实践经验，处在“微笑型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获取的附加价值和利润都较高，而处在“微笑型曲线”中间的产业环节，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组装费用，利润率非常低。由于我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制约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我国制造业产值总量规模占全球的14%，而研发投入仅占世界0.3%；第二，缺乏高端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相对较低。第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动力不足。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缺“芯”，关键技术环节依靠国外，使得中国将大量产业收益让给了外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目前，中国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能否实现以较低的能源需求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

　　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同时，改变贸易结构方式，需要促进我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目前， 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