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李清购入假冒的名牌注册商标标志，缝贴在“白坯衫”上，冒充名牌羊毛衬衫出售。近日，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清犯有“假冒注册商标罪”，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

　　因涉案的假冒标志近3万套，查获假冒注册商标的羊毛衫26187件，法院按《刑法》第213条的“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以上限为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处以5年监禁并处罚金，这应该说于法有据。

　　关键的问题在于罚金。

　　刑事处罚中监禁刑，属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属国家惩罚性质，本质是正义的，不论出身贵贱，应一体受罚，但仅只适用于特定时间。而罚金与监禁刑不同，罚金是行政手段征收的民事处罚，本质属于“债”的关系，其“债”的合理性，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具体数额取决于被告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与被告本人“履约”能力。

　　非法获利的数额，对社会的伤害性、威慑的必要性等种种因素，皆是判断公共利益原则的观察点。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法院应考虑被告的支付罚金能力，被告的个人总资产及其资产之上的其他权利请求，也要考虑被告维持正常生活及正常经营能力所需的基础物质条件，法院还要考虑收缴罚金的可行性。

　　这些考虑因素的伦理基础是，罚款罚得被告走投无路，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同样，对一个根本没有个人资产和支付能力的人，处以不相称的天价罚金，最后成为法律笑话，同样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个人破产制度”，在于防止个人过度负债后陷入绝路。文明社会之所以文明，是总给人们以“矫正性”的救济机会，个人破产制度确保了资不抵债的个人家庭重新振作的机会。

　　农民李清，误入歧途，触犯刑律，罪在当罚。但他仅是一个梦想挣大钱的小农民，并没有相当的个人资产，也没在经营中获得丰厚利益。法院仅从吊牌价简单乘以查获的衬衫数量，得出一个从常理与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价经营额，然后简单地取其一半金额作为罚款的最终数额，这显然是荒谬的。李清夫妇以其能力，这两千多万元罚金几辈子都可能还不上。

　　李清案件，与河南平顶山的“天价过路费案”一样，都忽略了社会条件与具体被告的基本生存条件。相反，欧盟百亿美元“天价”处罚微软，处罚芬兰交通违章的企业家，收到足可以购买违章轿车数辆的罚单，均不违反相称性。现在社会上有人抱怨开发商违规或油企污染环境罚了数万元就算数，而对农民违规却开出“天价”罚单，从这样的抱怨可以看出，“天价罚单”伤害了法律的公信。

　　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