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特约

改革开放20年给中国经济带来暖意融融的同时，造就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寒冷坚冰，那就是中国银行业。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无法回避困难的境地：其一，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实际已很少。其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多，要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注资，并使其恢复续存能力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2007－2008年左右，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2003年开始实质性改革的中国银行业，最近几年来年来取得的成就正逐渐改写全球银行业版图。而从大国经济崛起的路径来看，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和制造大国这个目标之后，向产业和金融强国迈进，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经济分工获益程度的内生性要求。与美欧主要金融强国“高边疆”的核心均在银行体系类似，中国构筑 “经济高边疆”的突破口也应落在银行业身上。而从银行业的发展情况与国际比较来看，以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等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应该也可以充当中国构筑 “经济高边疆”的先锋队。

只是应当看到，曾经因为“入世”而战战兢兢的中国银行业，在渡过了一段时间的危险期之后，尽管在政府启动的以上市倒逼自身改革的进程中，开始注意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并适时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因而在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均有显著改观。但整体而言，实质性改革步骤并不多。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银行业取得的不俗成绩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黄金周期实现的；2007年以来，在美欧银行业因受金融危机拖累而跌入历史低谷的同时，中国银行业却由于较为保守的经营方式以及相关金融政策保护而免受危机的大规模冲击；加上政府在2008年底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上岸；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真正考验。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理应抓住欧美银行体系式微的难得时间窗口，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并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遗憾的是，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之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吃尽政策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以至于有银行行长公开承认，银行业利润太高了，不好意思公布。

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这么难？其一，通过国有银行集中金融资源，以高度计划化的方式进行配置至今无退潮的迹象，银行资金被作为准财政资金使用的巨大惯性，使得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受掣；其二，当初国有银行业改革的推进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对象，因此“罗素悖论”再度浮现：谁为理发师来理发？谁能企望国有银行体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触动和推进可能弱化其权力和收益的改革？

一切水落石出了：如果不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会面临骤然间被危机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视问题的姿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不存在或者蒸发。就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而言，最紧迫者在三点：一是转变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银行内部党政企分开，使银行具备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土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资，这种外部注资既可以来源于民间也可来源于外资；三是强化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得银行的操作风险尽可能地降低。

其次，如果捉襟见肘的公共资金不能为银行业改革提供维系生存的注资，那么至少不要堵死国有银行自我拯救的一切可能。国有银行应该考虑通过分拆上市、存转股、存转债来补充资本金。

还有，中国的基层金融正面临严重的空洞化危机。工行从网点最多时的4.7万个到如今只剩下2.8万个分支机构，撤掉的网点达到近两万个。四大行撤并县以下的网点留下的空白远没有弥补。四大国有银行的“瘦身”和邮政储蓄对基层的资金“虹吸”，都使得原本困顿不堪的基层金融更加困难。目前难堪的资金“失血”现象有没有可解决的思路，这迫切需要民营银行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

民营银行的设立可以缓解农村基层的资金“失血症”。作为大型银行的国有银行天然地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即更多地注重将全国范围内吸收的存款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这使得本来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被转移到资金已经较为充裕的发达地区。资金空洞化需其他资金注入，以社区银行为特色的中小银行具有鲜明的“根植社区、服务社区”的特点，而中国若能制定《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社区银行资金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对民营银行能否在中国银行业中生存，人们似乎仍然充满疑虑，以为这样的思路是可以回避的。

关于民营银行能否设立存在诸多纷争，第一种说法是，国有银行的改革乃金融改革的主战场，而发展民营银行等等乃属于顾左右而言它。第二种说法是，国有银行体系需要手术，而发展民营银行，有点像服用中药。在有些人看来，银行业向内资开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进行改造，这是手术；而从头建立民营银行见效太慢，只是一剂“中药”。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的却是一次手术”。第三种说法是，既然国有中小金融机构搞不好，民营银行自然也搞不好，如若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即使可以避免新生银行再次成为“能人”们显神通、玩关系、圈钱的“烫手山芋”，可杜绝一些乡镇地区新生银行成为滋生黑恶势力或利益集团、家族势力把持、操纵的领地，也不敢保证不会重现“金融三乱”的局面。

种种纷争提醒我们，如果现在没有看好民营银行的气度，至少不应该缺乏20年前宽容民营企业存在那样，宽容民营银行存在的气度；或者说，至少我们应该有让民营银行上演哪怕是自生自灭悲剧的气度。

未来中国经济的繁荣需要国有银行顽强地活下去，用较之国有企业改革更为殚精竭虑的姿态考虑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出路，已不能回避；未来中国民营银行作为草根金融的角色不能被先天地剥夺。

不客气地说，中国银行业迄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而原先极为担心银行面临开放风险的政府，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银行经营风险的植根者。众所周知，尽管上市被普遍认为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但上市本身不是救命稻草。如果中国银行业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冀望通过上市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是要激励了坏的银行，会产生道德风险，因为这种银行本身不大可能创造太高的价值。

中国银行业经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到了不能靠虚与委蛇的小修小补就能迎来明天的时刻，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直接牵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享有长久的繁荣。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未来中国的银行业，也势必应该突破现有银行业的种种雷区。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头等大事的情况下，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中国银行家们，切莫以短期行为替代理性经营，理应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否则，一旦美欧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本文论述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