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李守镇在2011年12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各级工会推动农民工工资清欠情况。他表示，受欧债、美债危机冲击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部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问题，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拖欠工资甚至欠薪逃匿现象有上升趋势。据了解，在被拖欠工资的职工中，90%至95%是农民工(据2011年12月30日新华社)。

　　每逢年头岁尾，都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农民工的尊严能否得到维护?有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各级工会共受理劳动争议36.2万件，其中主要为拖欠工资。由此可见，拖欠民工工资严重状况可见一斑。即使是进入司法程序的欠薪案，民工胜诉后又往往会陷入“执行难”。

　　早在2010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曾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门下发紧急通知。通知所涵盖的诸多措施，几乎是对这些年来解决这一问题所有常规思路的一次集中列举。政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从运动式的“行政专项检查”，到寄望于长远的长效机制建设，留足应急垫付资金，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几乎无所不包。但一年多过后，问题依旧，舆论依旧，试图解决这一顽疾的措施也依旧。

　　其实，拖欠民工工资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与良心缺失有关，更与管理不善有关。从根本上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制度缺失导致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虽说期盼资方对农民工良心“发现”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良心不会与生俱来，唯有从制度上增大随意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风险，才能约束用工方拖欠民工工资的冲动。拖欠民工工资不仅关乎着企业的良心，还拷问着官员的责任担当，拷问着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而这些指望用工方良心发现和道德自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毕竟，制度不给力，相关部门不给力，就算是良心的谴责再给力也白搭。

　　事实上，从制度措施上构建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并非没有可能。此前一些地方已经做出可资借鉴的尝试。比如，政府部门提早介入，要求用工方在工程开工前向政府部门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如果发生工资拖欠行为，不仅给予行政处罚，还将没收保证金。可见，化解民工欠薪痼疾需要智慧，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反思，需要构建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对法律途径、法治精神的集体信仰。希望各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农民工讨薪撑腰，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领到工资，让他们开心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