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玉萍

　　如何在现行的金融体系下监管未来的大“金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许能提供一个参考，因其作为一种类型的准“金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规模小”决定监管介入的低风险和可操作性，“架构全”则令方法经验皆具有可借鉴性。然而大前提是，资产管理公司若将其视为一类准“金控”，无论内在发展还是外部监管，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太多。

　　长期跟踪资产管理公司，一个非常深的感受是，其历史成因、允许续存、市场化方向这些不同阶段的脉络都是中国金融改革乃至经济改革的直观反映。而如同改革本身，资产管理公司表面上历史任务完成了，短期目标实现了，而长期和深层次的问题，无人思考。

　　和多位做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人士交谈，听到他们最大的疑惑首先在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定位是什么？显然，它与国际上的资产管理公司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资产管理公司具有遍布全国的办事处，但政策性业务收官后，这些办事处又要做什么？

　　2004年初，国家明确了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建立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责任制，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商业化收购和接受委托代理处置不良资产业务，走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

　　有关部门倾向于其从投资性业务中退出，集中于不良资产处置主业。然，于今之情况，几乎成为空谈：一方面，除信达较幸运外，其他三家几无存量资产可以处置(这里不包括一经处置则立即变成实质财务亏损、只能让其躺在账面上的那部分)；另一方面，新不良资产收购来源成疑。

　　眼下，资产管理公司寄望于，2008年四万亿政府救市政策及随后的天量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信托潮，能够在N年后为他们贡献出丰富的食粮。

　　正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是不良资产处置业界的潜规则。

　　一位资产管理公司老总给出的合理解释是，经济周期总有波动性，而资产管理公司具有逆经济周期属性，因而具有平衡经济的作用——宏观微调产生的经济失控风险爆发，正是资产管理公司发挥作用的时候。

　　主业不清的更大麻烦在于，极易产生监管的真空地带，因中国的金融监管是从主业监管出发，无论银行、证券、保险，皆有明确的可操作守则，但“不良资产处置”监管的系统却无所适从。

　　2011-2012年间，很多资产管理公司各地业务前线因无业务可做，又有短期冲业绩的刺激，于是疯狂地投向信托业务——母公司用自有资金，或从银行融入资金，大量购买其子信托公司或其他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业内人士估计90%以上投向房地产。

　　“没有比这个来钱更快、利润更高。”资产管理公司人士坦言，并奋力拼搏，却总是扮演着“影子风险”的角色。

　　尽管今年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紧张，凭借财政部背景，又与四大国有行关系匪浅，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融资相当容易。但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问题的高度关注促使银监会和财政部于2011年11月针对资产管理公司联合下发文件，叫停资产管理公司直接投资信托产品。不过这似乎仍然治标不治本。

　　一位深谙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真空体现在，只有政策性业务的监管，而无市场化业务的监管。

　　“小金控”的大烦恼

　　2010年下半年以来，银监会从四家机构分别抽调人手与监管队伍组成专项课题组，准备拿出一套针对市场化业务监管的标准和规范，以打破监管的真空。

　　相关讨论不计其数，各种“征求意见稿”门类之多甚至超过银行业。按照资产管理公司内部人士的说法，“监管层也不知道如何管”。以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特”性，没有现行模板可供参考。

　　行业发展阶段尚未到市场化阶段，但它却先天地具有完整的金控架构——几乎囊括所有令同行嫉妒的金融牌照，大大增加了其监管的复杂性。

　　目前，除信达已完成股改转制，业务也逐渐走上规范，其他三家多被视为政策性机构。目前，华融正在全力冲刺改制，只欠政策放行，而东方、长城两家，尚背负巨大的财务包袱。

　　今年三月银监会以主席令的形式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便是诸多研究之后的核心成果，足以记入行业发展史。

　　可以想象的是，“并表监管”作为“集团性”公司监管的必备手段，未来也将成为“金控”型金融机构监管的主要路径。

　　中国的金融机构无论哪一类，多多少少都带有“中国特色”，其发展桎梏的解决也只能走一步试一步，走“中国特色”之路。而市场化也原本是个令人生疑的命题，即使完成股改，也只是一个小阶段的结束和更艰巨阶段的开始。

　　资产管理公司业内盼望着，即将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能够为它们定位不清、方向不明以及监管真空的发展桎梏明确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