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林清泉

　　民工荒声浪再起。去年的金融危机让珠三角诸多加工厂外部订单锐减，只能接受倒闭或搬迁的命运。而在国际市场消化掉库存之后，外部订单再次增长的时候，珠三角却面临普遍招工困难的尴尬。部分企业甚至不得不推掉部分订单，仅仅接受附加值高的部分。

　　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自从世界经济回暖外部订单逐步恢复以来，珠三角地区的用工需求就逐步增加。但与之对应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区域变得更广，如自从国家对于全国区域经济重点规划以来，华东东北等地的用工需求也在增长，而且工资福利相对更有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农民工。

　　其次，宏观政策调整所引起的产业转移让部分工厂向内地转移，部分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

　　其三，土地流转政策的改变促使部分农民工在家回归土地，避免土地被重新分配。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改变是重要因素之一。更多80后、90后涌入农民工群体，而其生活方式带来的偏高消费意味着他们必须依赖更高的工资收入。珠三角原有的纯粹低工资式的招工优势日渐丧失。由于对工资福利等的心理预期更高，结果在原有的薪资体系下，农民工供给下降，最终蔓延成了普遍性的民工荒症状。对80后、90后而言，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成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辅助业有助于其将来的职业发展，而这些正是习惯了廉价劳动力的珠三角企业所缺乏的。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致使企业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常规的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

　　诚然，对于处于产业链底层的加工生产类企业而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对应绝佳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利润率。因此，无论相关劳动法规或者是其他宏观政策引导，都改变不了企业的这一劳动力成本偏好。因此，在外部订单需求上涨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在订单价格与农民工工资之间做利润率的权衡，一旦现有的农民工工资整体上扬，企业丧失劳动成本优势之后可能面临利润率锐减，甚至只能选择关闭。

　　鉴于当前国家在内陆地区的宏观政策，直接在农民工所属省份开办工厂越来越凸显出综合优势。企业需要考虑的是，当地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政策优惠以及增加的交通成本如何对冲的问题。更有选择优势的是，内陆地区出现类似珠三角的加工厂集聚区域，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企业从珠三角转移出去的成本。如此则可能逐渐改变珠三角区域加工厂扎堆的局面。

　　对珠三角区域地方政府而言，有必要在企业外部用工软件设施上作出改进。如开设相应的培训机构，和不同的企业合作，费用由政府和企业按照某个比例分摊。这举措一从侧面加大农民工福利和其他各类社会保障，方便农民工在本地区域内的流动。这类辅助性措施有利于对企业单纯地用工进行纠偏，给予农民工一种可持续性职业发展的心理预期。尤其是针对日益增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必须在用工环境上作出相应变革，才能增加珠三角相对其他地区的就业吸引力。

　　民工荒所促进的其实是一种符合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然的优胜劣汰，不仅是对珠三角企业而言。从全球范围内看，一旦越南等地的加工企业比国内更具优势，订单外流是跨国企业的正确选择。对“世界工厂”珠三角而言，目前国际社会上尚未出现高度聚集性区域性的竞争对手，因此珠三角得以在全球订单份额中占据并保持很大比例，其不可或缺的市场地位意味着外部订单的持久性。珠三角要么主动调适其成本结构保持竞争力，要么在各地崛起的竞争性工厂基地中逐渐丧失市场地位。或者正如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政策所引导的那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转型，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从全国范围看，能够通过转移工厂地点或者其他方式来对冲劳动力成本上扬的企业才能笑到最后。

　　在这里，民工荒表现为一种区域经济在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不适症状，去除病根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做出合理的自我调节。如果当地政府不在企业外部环境上作出相应的改变，企业的这一调节过程甚至可能改变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分布格局。有一种可能是实现了成本结构调整并保持了竞争力的企业生存下来，另外一部分是通过创新升级逐步摆脱加工模式的企业。剩下的在农民工工资整体上调中无法适应的企业则选择关闭或转移。最终的局面是珠三角民工荒现象的逐渐消失。(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