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与财政部4日联合发文，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另行收费。学前教育的乱收费，被国家“严禁”了。

　　严禁各种乱收费的政策，总是以文件形式出台，在人们印象中，针对每种乱收费都是“禁令屡下”。如果把这类文件收集起来，大概不免要“汗牛充栋”，不仅老百姓对相关规定没个谱，怕是执行机关也被淹死在相关条文中。不过，严禁乱收费，毕竟合乎道义和民意期待，在寒冬腊月里给人以一种温暖的感觉。

　　文件已经联合发出，但不幸得很，湖北业内人已经断言，“这一新政落实起来有较大的难度”。去年6月，湖北省教育厅曾颁发《湖北省2011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方案》，其中就明文规定，所有幼儿园不得收取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但现在2011年过去，据武汉若干幼儿园园长坦言，赞助费他们还是照旧收着。国家三部委的禁令在层级上高一些，但终究靠省级教育部门来贯彻落实，既然省级禁令不管用，国家级禁令想必也前景堪忧。

　　幼儿园这东西，算公共品也好，算准公共品也好，从根本上说，其收费受到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大白菜、橘子产量高了价格就贱，生猪存栏少了肉价就涨。近两年幼儿园入园难、收费贵，根本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幼儿园总量不足，供不应求；二是公共资源向极少数公立幼儿园倾斜，择园抬高优质公立幼儿园的身价。供不应求，自然是卖方乱定价；而要侃价，政府多办公立幼儿园，自然就有了底气。

　　道理很简单，有关部门也心中有数，比如去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将督导各省的幼儿园发展三年计划，相信会在三年内缓解入园难问题。教育部还要求，各地于去年3月提交以县为单位、缓解入园难问题的规划办法。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则表示，对于学前教育，2011年仅中央财政要投入30亿元专项经费。而从政策框架看，是以地方为主、以县为单位来解决入园难问题的。

　　发展学前教育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是一致的，但国家部委坐而论道，地方则是起而行之，其政策手段似乎注定有别。国家部委向下输入政策目标，地方却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他们有没有钱出、愿不愿出钱都是问题。从经验层面来看，地方也想跟上面一样“给政策”，但不是下达政策目标，而是让学校、医院等自立名目，收费“谋发展”。本应由财政开支的事项，通过相关单位乱收费，缓解了地方预算的压力。

　　令人称奇的是，很多地方一边出台严禁乱收费的文件，甚至时不时开展执法大检查，一边对乱收费睁一只闭一只眼。严禁乱收费，体现了基本的是非观念，对上有个交待，对民意算是一种安抚。对乱收费睁一只闭一只眼，则是一种政策现实主义。不让乱收费，相关经费就得由公共财政埋单，到底怎么做，这是一道最简单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