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萎缩至不足200平方公里，周边多项建设违规开发。有关部门估计已有上万亩鄱阳湖水域被侵占。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开发多与地方政府相关，违规开发最多只罚5万元，专家建议将保护湖泊的完整性与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挂钩。(1月5日《新京报》)

　　“禁止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的禁令成了空文，一因利益冲动，二因违规成本甚低，乃至为零，这是当前“禁令成空文”或“废纸”现象的共性原因。违法征用的土地，政府一转手以每亩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如此丰厚的收益面前，慢说“违规”，就是铤而走险也不奇怪。表面看，官员也是出于“公心”，为地方财政着想，实际上是一些官员利益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成正相关，不论政绩收益，还是官员个人直接受益的公款消费，都与此有关。

　　收益丰厚激发利益冲动，突破禁令敛财便不可避免，那么需要讨论的问题，主要就不是一些地方政府违规敛财的恶劣，而是敛财为何会成为政府行为？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那么理论上说，政府本身应不会生出敛财的冲动——财政资金如果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拆东墙补西墙便没有意义；并且，政府收入的取得应该依法，收支都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计划运作，不应该出现这种随机性收入和想卖什么就卖什么的情况。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出现了，而且堂而皇之，问题出在政府功能的错位——为创收冲动所累的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更像是“公司”。那么，地方政府置禁令于不顾，以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利益而敛财的行为，还是要归咎于那个饱受诟病的“政府公司化”问题上来。

　　一些地方政府所以有些像“公司”，是因为追求经济收益已成为政府行为的目的之一，并且在预算软约束与预算外财政并存的体制之下，政府支配收益的自由度很大，由此带来创收的积极性。而以现代政府理论来说，政府手头拮据一些才是常态。除了预算规定的，没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即便宽裕，也不可随意支配。如此，政府才不会有敛财冲动，因为敛财不会给政府和官员带来任何好处。而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都有敛财的冲动，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根本原因在于“利益正相关”——敛财越多，给一些官员及群体带来的好处也越多；深层问题则是公共财政概念没有真正确立，特别是预算外体制之下地方的自由度太大，想让地方政府创收或敛财积极性不高是不可能的。

　　有专家建议叫停鄱阳湖开发，然而问题又何止是一个鄱阳湖？这种问题不可能逐个叫停，而应当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途径，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政府公司化”体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