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公司最有成就感的大陆，但本地化磨擦亦频发不断。

　　本刊特派非洲报道小组，一行四人，实地深入调查非洲六国，为期35天。

　　我们最深刻的感受——如果不重新审视与调整自己，中国将不能在这片大陆获得更多

　　10月底的一个清晨，我溜出中国建筑集团在阿尔及尔的营地，去看地中海。步行十分钟，一片蔚蓝就扑面而来。舒缓的海岸线有上百套政府高官的别墅，一个背枪的士兵从礁石后站起来，打量着我的相机。

　　“你好。”他用生涩的中文说，“谢谢！”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否应该说“别客气”——确实什么也没做。

　　“你好。”他继续说，“谢谢！”然后得意地转身而去。或许每见到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他都要秀一下自己的中文。

　　当天傍晚，去海边餐厅吃饭时又遇到了一群小男孩，他们吹着口哨追在后面大喊：“阿里巴巴！”

　　“在阿尔及利亚，‘阿里巴巴’可不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同行的朋友拉着我加快脚步，“而是‘小偷’和‘大盗’。”

　　“你好”、“谢谢”与“阿里巴巴”，两种声音始终贯穿着我们的非洲之行。

　　在肯尼亚，报纸用整版篇幅记录了10家中国企业对一个偏僻村庄的援助，另一版就提醒针对华人的抢劫事件近来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正在模仿中国的“五年规划”，它有“最像中国的非洲国家”之称，海关却对中国人“另眼看待”；赞比亚司机马克为我起了个当地人的名字“Maplo”，意为“上帝的祝福”，他给所认识的中国人起了同样的名字。他带我看了数月前总统大选时留下的痕迹，一根柱子上模糊喷着：中国人滚出去。

　　2010年，中非之间贸易额已达到1269亿美元，20年来翻了150多倍，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数量，没有一个机构提供的数字足够权威，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00万。我们拜访的一家企业，每年办理的非洲劳务签证就超过8000个。

　　中国需要非洲，恰如非洲需要中国。自2000年起，中国已成为饥饿的资源动物，转型中的世界工厂要寻找适合梯度转移的成本洼地，而非洲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后一块大陆。

　　非洲正在努力卸下悲情、绝望、饥饿的面纱。IMF预测，201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仍会接近此数字，与亚洲持平。大约有6000万非洲人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数字不会如此漂亮。

　　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令西方感到惊惧，它们认为这是以自己逐渐退场为代价。它们谴责中国在非洲以掠夺性手段开发资源，中国开出的支票助长了非洲的腐败和专制，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市场，令贫困者更加贫困。这些批评也能在非洲人口中听到，在乍得一个加油站排队时，有人用法语向我们大喊“新殖民主义”。

　　从单一事件看，有些指责并非空穴来风，站不住脚的是从中引申出的伦理判断，即中国这个暴发户正用一切手段引诱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黑姑娘”。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严海蓉与沙伯力著有《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他们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行为，正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非洲人所表现出的警觉与期待，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在非洲，我总想起James McGregor在《十亿消费者》中描述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彼时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中国也是充满活力、机会遍地、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

　　如果中国将精力集中于如何洗刷自己在非洲的“污名”，或沉醉于传统的“中非友谊”，将无济于事。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最有成就感的大陆，可中非这两个国际化初级生都没有做好共舞的准备。“就像造了高速公路，首先要限速，有摄像头，有指示标识，然后才能通行。”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先生说，“现在我们把路修好，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就迫不及待跑上了，而这一套系统早晚要补齐。”

　　非洲是一片不断变化的大陆，在这里，中国需要动态的视角，以及更多的同理心与耐心。

　　上篇

　　辨识雄狮

　　非洲既质朴、又复杂，并非每一个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能读懂它

　　非洲要什么？

　　闭着眼睛，也知道飞机降落在了乍得的机场，颠簸让我想起20年前在农村土路上坐拖拉机的经历，睁开眼睛，还是吓了一跳，跑道如此之短，只要再滑行一会，飞机就会一头扎进候机楼。

　　如果一年之后再来乍得，将会在一个新机场降落。从规划图上看，它能达到中国二线城市机场水平。新机场修建者是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0亿美元左右，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地海外，正在为乍得修建通向喀麦隆的界桥，布满裂纹的旧桥就在旁边，似乎随时就会断为几节。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人如果说“中国人是疯子”，他们指的一定是非盟会议中心的施工队伍。即使夜晚，半空中也能看到焊枪发出的四溅火花，这是中国自坦赞铁路后最大的援外项目。该项目自2009年6月开工，2012年1月就要投入使用，遇到了三个雨季，有效工期只有18个月，而仅室外工程就比天安门广场还大。

　　“没有人相信能按时完工，我们基本上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驻非盟会议中心项目特别代表曾花城指着将要竣工的大厦说。他个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违背“客观规律”，40岁刚出头，看起来足有50岁。

　　非洲集中了全世界1/4的工程建筑机械，而操作这些机械的多数是中国人。中国公司修建了撒哈拉大沙漠之下的输油管道，连接数个国家的铁路，解决全国能源供应的水电站，甚至总统官邸。非洲基础建设领域的许多“第一”，都与中国公司相关。这不奇怪，在非洲有时候修一个机场，意味着必须从铺一条公路开始。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非洲若要修建所需的港口、铁路、公路及电力等基础设施，每年面临的投资缺口高达310亿美元。而南非标准银行集团经济学家史杰文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非洲基础设施升级和维护费用需求每年在1000亿美元左右。自2007年以来，非洲约2/3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中国。

　　中国公司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融资渠道分为四类。一类像非盟会议中心这样的无偿援外，通常也要在国内招标。第二类是类似乍得机场项目的优惠贷款，由政策性银行提供，每年有几百亿元人民币，非洲国家可以去中国商务部或银行申报，中方如果觉得项目成熟，申报方也有还款能力就会拨款。第三类是商业贷款，合同由中方企业主导。若企业觉得项目风险可控，而对方也迫切需要，就会去找银行融资，它有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两种形式。最后一类是比较流行的安哥拉模式，也叫做资源换工程，由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对方财政部谈一个总体框架性协议，将优惠贷款、资源、工程都放进这个一揽子框架内。

　　非洲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从大陆上空鸟瞰，几乎看不到高耸的烟筒，那些能提供原材料深加工或进口替代型的工业项目受到欢迎。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经济商务参赞钱兆刚介绍，埃塞俄比亚第二个五年计划叫做“经济增长与转型”，就是要以工业为主要拉动力。

　　在肯尼亚，我们拜访了当地华人圈中颇有声望的“党叔”。党叔来自华北电网下属的国有企业，在肯尼亚建了一个水泥电线杆厂。他告诉我们，只要保证年销量达到2万根电线杆，净利润就会接近30%，“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有这样的利润？”

　　中工国际为乍得建了一个小水泥厂，乍得将之视为“工业独立”的标志之一，最初设计为5万吨/年，后改成10万吨/年。根据中工国际（乍得）总经理孙志鹏计算，在国内水泥价格已杀到300元人民币一吨，而在乍得一吨则要超过3000元人民币。

　　埃塞俄比亚的水泥2011年最高点涨到5000元人民币/吨，与大米等价，“涨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建造了东方水泥厂的一位中国人透露，该公司有一个小粉末站，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收回成本，另一个水泥厂正准备点火。如此高价，依然供不应求，到了旱季，各种工程上马，门口有时排了一百多辆卡车，需要托关系才能拿到货。

　　水泥电线杆厂、年产在百万吨以下的水泥厂、小钢厂等在国内都属于淘汰的夕阳产业，但如果搬到非洲，其中的利润会让投资者大吃一惊，当然，前提是能克服重重困难，这些困难用“九死一生”形容也不过分。

　　非洲国家的中小学，不管多简陋，都有充满希望的名字，或叫“明天”，或叫“未来”，有的学校以珍贵的物品命名，在赞比亚一个部落里，我们看到了用草棚搭起的小学叫做“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