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

　　第壹佰伍拾壹期

　　这位试图复兴香港电影的导演就是杜琪峰，他本人也许并不会喜欢这个标题，就如同他从来不会将金像奖这样重量级的大奖奖杯放在自己家中一样。因为在杜琪峰看来，很多荣誉绝非一己之功，而属于整个团队，甚至他会因为“今晚电影还要开工”，而不去自己的两部影片获奖的金像奖现场。

　　但是，香港电影扶植新人的复兴计划，香港导演中除他之外，再无他人。杜琪峰常和太太说：“我们无儿无女，将来这些怎么办？我愿意把这些资源和能量都给香港的电影，去扶持这些年轻人。”

　　“我只会拍电影，香港电影给我那么多，我应该回报给它一些东西，在我之后需要其他人继续坚持香港电影。”

　　2011年12月18日晚，张艾嘉、张家辉、高圆圆、古天乐等明星悉数出现在香港会展中心，这样强大的明星阵容既不是为了哪部大制作电影宣传，也不是因为有娱乐活动，而是因为一群“香港35岁以下的电影人”的电影节日———“鲜浪潮2011———国际短片节”，这些香港35岁以下的电影人很多甚至还只是学生，更不要说名气和地位，就像杜琪峰自己提到的，他们还是“小朋友”，但他们却是杜琪峰极为看重的小朋友。

　　当晚，整个闭幕仪式做得非常专业，身为计划发起人的杜琪峰全程都像是一位正在参加儿女颁奖礼的父亲：当年轻的领奖人在台上或流泪或欢呼，他都最先举起双手带头鼓掌；张艾嘉、高圆圆、叶月瑜这些评审或者嘉宾上台时他都起身陪同，言辞间满是感激；播放得奖作品时，他双手交叉相抱，下巴高高抬起，看得极为仔细……

　　曾经让香港荣耀的香港电影早已没有往昔的风采，多少本土导演编剧惋惜之余转身投入内地市场的怀抱，而杜琪峰却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告诉别人“香港电影不会死”。就像香港艺评人林沛理形容的那样：“杜是香港电影最后的硕果仅存。”

　　可是到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电影几乎也到了“最糟的时期”，“我忽然醒悟到，杜琪峰到底为香港电影做过什么”？扪心自问后，杜琪峰去竞选并成为香港艺术发展局电影组别的主席，并从2005年开始发起了针对35岁以下的香港电影人的“鲜浪潮计划”。

　　“我只会拍电影，香港电影给我那么多，我应该回报它一些东西。”杜琪峰略微放松地依靠在椅背上，因为喝酒的缘故满面红光，一直留到颁奖礼之后的庆功会最后一刻，将每一位到场的嘉宾评审一一送走。他感慨，鲜浪潮走过的六个年头，参加者的态度和第一届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开始感觉都是拍电影玩玩，而现在非常认真，他们在乎这个平台”。自从第一届鲜浪潮之后，得奖作品曾扬威十多个国际电影活动，部分还获得公开发行。

　　“我绝不会指导或者评审作品，这些都有导师和评审来做，鲜浪潮就是要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

　　不得不说，“鲜浪潮”的确有一股浪漫意义在，那就是在香港，任你是谁，只要你35岁以下，只要你真心想拍电影，这里就给你机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导演。据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市场高级经理萧恒介绍，自从2005年开始，上一届鲜浪潮结束时，下一届的甄选活动就正式开始，想拍电影的人，需要提交自己的一份作品，任何形式的短片以及一份将要拍摄的作品的计划书，之后评审也会面试得到录取的竞赛者最终确定参赛名单，这样每一位入选者都会得到4万港元的制作费用和一位“贴身导师”。

　　获得本届最佳剧本奖的梁洁伦学习电影三年来第一次有机会拍电影。这一次总算让他弄明白拍电影到底是什么。

　　开始写剧本时，梁洁伦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细节到位而且还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手法在其中，但是他将剧本给导师看时，导师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细节太平淡，弗洛伊德令人费解而且多余。“如果没有导师，今天的奖一定拿不到。”梁洁伦腼腆地笑了。

　　虽然专业是电影，但大学二年级的梁洁伦此前学习的只是电影历史或评论，“我知道现场需要灯光，但是租来设备却不知道怎么用，还好网上有教学视频”。

　　“笨拙”的梁导演在面对香港著名的老演员谷峰时也紧张得要命：“他是主角，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和演员交流，最后终于想开了，只要能拍摄出我要的效果，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都行。”

　　“拍完电影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电影。”这个有点木讷、沉默寡言的男孩难得地笑了一次。

　　香港演艺学院院长舒琪是本届鲜浪潮的一位导师。“导师和参赛者都不一定有很多时间交流，但因为导师都是曾经或者正在电影行业内做的人，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给年轻人。”舒琪回忆一次和自己本届的辅导学生北京女孩李苗讨论剧本时，发现很多情节设置由于李苗的经验不足而欠缺操作性，“她选择茶餐厅本认为更有香港味道和方便拍摄，但是香港茶餐厅可以借出来拍片的时间很短，而拍片一天的费用都很高，预算肯定不够，有可能因为这个细节导致电影拍不出来”。

　　在导师方面，杜琪峰可谓用尽“友情牌”，请了一帮好友、徒弟协助担任导师，全部是义务性质，包括陈木胜、林超贤、游乃海、邱礼涛、麦兆辉以及陈庆嘉等等。

　　“的确，有时候年轻人拍电影面临的困难不只是钱，人脉和经验也许是更大的障碍。”担任评审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叶月瑜，她认为鲜浪潮作为一个平台，给了很多人展示机会的同时也让他们可以真正接触电影圈的人，这样的经验更加宝贵。

　　叶月瑜和内地导演宁浩以及纽约电影节节目总监RichardPena共同担任评审。“也许因为大家都是有经验的评审，没有给我们太多条框，每一部作品我们都是从1到10给分数，我反复将全部影片看了两遍，以保证不会因为顺序有失偏颇，三人的评点合计后就是结果，非常简单但是公平。”叶月瑜说。

　　为什么电影一定要看得懂？不需要，我们不给题材上的限制，电影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怎么能够去限制主题呢？

　　本届鲜浪潮的确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题材，有将香港政治游行和爱情故事结合起来的，有微观一个卖小吃的香港人生活的，有描述童年梦魇的，也有讨论世界末日的，而这样的五花八门正是杜琪峰想要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怎么能够限制主题呢？”他反问，“只有拍出他们内心最想拍的，看看他们真正的才华，之后才可能在这个行业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Pako拍摄的就是一个卖小吃的人的生活。“我生在石硤尾，对这里感情最深，一直就想拍摄一部本地生活的电影。”Pako拍摄的《天桥上的人》讲述的小吃摊主其实就是香港基层人的一个投射，他们身处基层、力量薄弱，但是肯为一样东西坚持。“拍这个电影也改变了我，让我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坦白地去面对自己。”

　　李苗的电影则最后描述了一对在香港政治游行里相爱的男女的故事，“看上去是政治的题材，其实还是两人之间的爱情关系，我来自北京，却很喜欢香港，我想用我的视角去记录下香港的这些点滴”。

　　梁洁伦则探讨了父子、爷孙之间的亲情故事，他在拿奖时泪流满面，“虽然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我身上，但也投射了我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影片里的爷爷催小孙子多吃点菜的话，我奶奶在世时也常常对我说”。

　　最终夺得大奖的《朝生暮死》从谈论世界末日切入，从香港的政治一路谈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呼吁“不能再冷漠下去，社会要变得更好才行”。

　　作为鲜浪潮的顾问，舒琪为有这么多年轻的电影人关注社会议题感到欣慰：“电影本身也应该有记录城市的功能。但现在的香港都是商业电影，它很少涉及到城市记录，鲜浪潮里的作品却都是珍贵的记录，他们拍摄自己身边熟悉的事情，也许深度和制作未必成熟，却是独一无二的资料。”

　　“女朋友不喜欢不是理由，父母反对也不是理由，压力太大也不是理由，真正爱电影的人没有那么多理由，只会去做。”

　　在颁奖礼上，颁奖嘉宾张艾嘉说：“拍电影就只能够用心拍，专心拍，坚持下来，没有幸运这样的事情，只有努力。”杜琪峰当时鼓掌最为卖力，因为这也正是他所坚持的信念。

　　“有人会说，我女朋友不喜欢我拍电影，我父母反对我拍电影，这都是借口，真心爱电影的人没有借口，拍电影是件很苦的事，你要是喜欢就会坚持。”杜琪峰扬扬手，高声说。

　　2010年最佳摄影的得主黄伟杰就是这样一位坚持的“苦行僧”。黄伟杰自小就喜欢电影，“那时候都是看星球大战，好佩服他们做的特效，一直就想自己也能够拍电影”。黄伟杰后来因为成绩和学校的原因，选择了电视新闻专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还是最爱电影”。于是，他萌生了出国去读电影专业的想法。

　　“几年前到英国读电影一年至少要30万港元。”黄伟杰咋舌道，这对家境不是很好的他来说也算是个天文数字，“可是我就是想读电影。”于是这个香港男孩就玩命工作，那时香港电视记者的收入很低，而黄伟杰竟然一年攒了15万港元，可知他的生活有多节省，他的教授也积极为他奔走，又筹到了10万多的奖学金“最后我终于读到了电影”。

　　到了英国的黄伟杰，生活依然拮据，“我会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大概20英磅，差不多是其他同学一两顿的餐费”。但他省下钱去看电影，由于英国电影院不限制出场，他精打细算地最多可以用5磅的钱看3场电影，“上午11点，下午2点、5点，非常划算。”

　　参加鲜浪潮之前，黄伟杰曾因一个短片小小扬名，而这部名叫《变脸》的短片竟然是“零成本”。“那时候确实没有钱，但没有钱也可以想办法。”摄制组只有两人，黄伟杰一人就兼了演员、导演和摄像，这个7分钟的短片在日本、新加坡频频获奖，甚至还卖给了法国的一家有线电视台，黄伟杰把大部分的钱存了起来“留着以后拍电影”。

　　“如果没有鲜浪潮，我大概还停留在那个水平。”黄伟杰说。在导师陈庆嘉的帮助下，黄伟杰将剧本修改多次，但连陈庆嘉也认为这个剧本“不能拍出来”，因为实在有太多“大场面”，“有跳楼、车祸和很多特效，所以那4万块开拍前就花完了。”

　　但黄伟杰还是把它拍了出来，而且得奖，这个讲述摄影记者职业道德的电影所花费的数目黄伟杰不愿多说，“我没太考虑钱的问题，这个剧本是我写了很久一直想拍的，花多少功夫我都要拍出来”。

　　对于未来，黄伟杰很坚定：“做电影，不做导演也可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做导演，场记、摄像我都愿意做，只有想不想做，没有做不做得到。”

　　“其实国外很多短片导演都背负债务。”舒琪感慨，但他们依然愿意去做。“如果你觉得没有钱，在一年之内拍不了二十分钟的短片，你可以试试一年拍2分钟的，一年内太忙太穷拍不了，那就两年内拍，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最近，黄伟杰得到了一个拍摄正式的长片的机会，他很珍惜，“不过现在这个计划还是个秘密”。他的脸上洋溢出掩盖不住的快乐。

　　我在做第一届鲜浪潮时就告诉自己，这个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去继续做这件事。”

　　“我惊讶于鲜浪潮的水准，很多不是电影行业的人却可以做得这么有专业水准。”在颁奖礼上评审叶月瑜说，她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恭维之意，而是实实在在被参赛作品震撼到了，“他们只有4万块钱，也没有太多人脉资源，但他们的出品与那些有资金有网络的行业内电影没有分别。”这句话让杜琪峰何等安慰，从第一届采用“授课式”不成功到现在已经有学生凭借获奖作品赢得金马奖，一切在按照他当时的想法进行：这是个过程，慢慢做始终会有成效。

　　“我在做第一届鲜浪潮时就告诉自己，这个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之后慢慢推他们出去，让他们去拍摄长片。”杜琪峰说。

　　对年轻人，鲜浪潮也许仅仅是个开始，他们也有各自的打算，如黄伟杰立志无论如何都要在电影圈工作的人有，但更多的人持观望态度，或者中间路线。

　　黄进拍摄的《3月6日》得到了很多好评，这是个发生在一家饭堂里的故事，六个演员面对面坐着，演出了一场“警察和示威者录口供”的戏码，没有太多背景，没有太多动作，就是靠语言、眼神、镜头的推进和故事节奏来表达冲突，这对一个刚刚毕业的电影人来说实属不易。

　　“对我来讲，香港是我长大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想做更多关于香港的地区性的电影，但现在香港社会的大制作电影都不会用这样的题材。”黄进分析得很清楚，他说自己虽然对名利没有那么热衷，但拍摄自己想要的电影却需要成本。

　　“所以我不介意拍摄商业的东西或者去内地拍电影，不一定全部精力都用来做独立电影，通过商业电影也可以多赚些钱，这样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毕竟香港本质是市场在主导。”

　　“有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就是一种希望，政府和社会应该全面支持，不该只是一两个人的事。”叶月瑜指出，香港目前缺乏公共电视台，而在国外，短片有各自的销路，电影院和公共电视台会购买，但是香港并没有这样的平台，这始终无法培养商业电影之外的电影形式，年轻人也没有学习和发展的渠道。

　　叶月瑜还认为政府应该多多为学生和年轻人提供无需偿还的电影基金，“可以不用给很多，但是不要让他们背上债务，这不是一种好的鼓励方式”。

　　舒琪则直言，年轻人应该努力开拓“自己的电影行业”，“现在香港的电影行业已然崩溃，他们就算进入行业后又能如何，这个行业根本不稀罕这些年轻人，行业在乎的是市场和钱，尽管艰难，我鼓励年轻人要有开拓自己事业的心，走出这个循环”。

　　“我明白杜导演为什么要把颁奖礼做得这样隆重，因为这样可以树立品牌，吸引更多关注，把这个活动继续做下去。”舒琪说。

　　“我常和太太说，我们无儿无女，将来这些怎么办？我愿意把这些资源和能量都给香港的电影，去扶持这些年轻人。”杜琪峰眼神清澈而真挚，语气平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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