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是中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但《纽约时报》却告诉我们，中国缩小城乡差距的“试验”，为欧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写这篇文章的，是清华大学教授丹尼尔·A·贝尔。他提到了“重庆模式”，但没有太多赞誉，反而是更推崇四川的做法。

　　文章认为，成都是过去10年中国唯一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的城市。贝尔分析说，成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周边农村的生活条件，而不是鼓励农民大规模向城镇迁徙。政府已经将其30%的资源投入农村地区的开发，鼓励建立开发区，以使农村居民获得较高工资并享受城里人的教育、文化和医疗服务。通过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福利待遇，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了各种权利，进而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这有助于拉动中国的内需。

　　其实，如今的城乡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城市化是趋势，农民工将在城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联合早报》所言，农民工将成中国工人主体。

　　该报1月5日的文章说，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2.3亿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并将成为当代中国工人的主体。如何让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再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

　　近些年来，舆论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中国高层也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许多中小城市开始降低户籍门槛，吸纳农民工成为市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等地方大员，还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仍困难重重。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因此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春运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

　　中国的春运，被视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活动。今年的春运是46年以来最早的一次，也是春运历史上客流量的新高峰。为缓解以往春运火车购票难的问题，中国铁道部今年首次推出了实名制和网上购票两项举措。但是，要彻底改变春运难，恐怕还有待时日。

　　德国之声的文章认为，实名制和网络购票，并没有改变往年春运购票难的问题。其根本在于改变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告诉德国之声，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都无法解决中国铁路运能与需求严重脱节的根本问题。于海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那么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到了过年死活都要离开城市，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上海工作十年，对他们来说，上海依然不是家乡。过年一定要回家乡。”

　　要解决春运难问题，首先要解决城市中农民工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才会根本缓和中国铁路运力的不足，这样，相关的票贩子、买票难等问题，才会淡出中国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