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记者/贺莉丹

　　2010年11月20日下午3点半，当今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共同邀请，在港大——复旦IMBA项目上发表演讲。当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学有用吗”，龙应台一袭白色衬衣搭配黑色长裤，声音温柔，淡定从容。

　　生于台湾，学成于美国，嫁给德国人，曾做过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在香港大学做教授的龙应台，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皆有巨大影响力。这样一位女性，堪称传奇。

　　“不管是读医、读商，不管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都离开不对于人性的最深刻的认识，这样才可能让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好，也才知道自己存在的位置。文学用美，用想象，用文字的魔幻的撞击力，最能够使我们在平庸、忙碌、无暇思索的生活之中抢下一个慎思明辨的空间。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文学是一个最能帮助我们得到在夜深人静时跟自己的灵魂素面相对的能力，你有没有能力在每天的奔忙之中保持这个能量？很多人做不到，但是，透过文学，有可能！”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龙应台如此诠释文学对于心灵的强大指引力。

　　“《目送》是我最残酷的书”

　　“您25岁的时候所认识到的文学对人生的作用跟现在所认识的相比，有什么样的差异和转变？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转变？”一位女学生向龙应台发问。

　　“我25岁的时候，就只是在读文学，我没有去思考文学能为我做什么。今天讲文学能够有什么用，是我走了很多路之后回头去想：我前面的路是怎么回事？25岁的时候，我不会去想，一头钻进去就是了”，龙应台答。

　　1983年，在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龙应台回到台湾执教。1984年，她在《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统治，倡导公民意识，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次年结集出版的《野火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本在不到1个月内再版24次的书，创下了台湾出版界的纪录，从那时开始，龙应台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将她比作“女鲁迅”。

　　而龙应台2009年的新著《目送》，不再似《野火集》那样金刚怒目，而是一种柔中带刚、直抵肺腑的震撼力，悠长亘久。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龙应台说，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坎只能一个人过。

　　这种温情脉脉，延续了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中的风格，安安与飞飞的故事，让人看到了身为母亲的龙应台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的状态，曾在欧洲度过相夫教子13年光阴的龙应台，笔底有深情万丈。而《亲爱的安德烈》中《给河马刷牙》，一度成为大陆最为风靡的文章。但读者的疑问是：从过去的写大是大非的文章转到现在写像《目送》这类温馨的儿女情长，龙应台文风转变了吗？这是缘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抑或是对于当下的某种妥协？

　　但龙应台的回答是清晰的。“第一，大陆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当年的《野火集》，是一把野火、慷慨激昂的文章，可是大陆读者不知道《孩子你慢慢来》是跟《野火集》是同时的作品，它是温柔如水的，可跟金戈铁马、怒目相视的文章是同时的。人的情感是有多面的，负责任的对象也是不同的，而不见得是一个风格的改变。另外是一个根本观念的问题，台湾有一个很有名而且批判性非常强的导演，叫做王小棣，他曾经对《目送》说过一个评论，他说出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心里吓一跳，在任何公共场合我是不谈论这本书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可谈，但是这个导演评论，‘《目送》是应台写过的最残酷的一本书’，我觉得他完全说对了！”

　　在龙应台看来，台湾导演王小棣认为，以残酷而言，以刀光剑影而言，以最深切的面对而言，《目送》远远超过《野火集》，是因为立足点的不同，二者并不矛盾，“在某一个立足点，你会说，只有《野火集》这样的文章才是对社会有撞击的、才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它是面对一个全身生了病了、各种病症都发作出来的社会所写的，你会觉得它痛快，你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所谓‘有用的’就是这种东西。而凡是进入人性的幽微的、黑跟白之间有数不清的灰色层次的东西，有一些读者就会觉得看不懂或者觉得这个不重要”，“看你是面对眼前的社会还是面对生命的本质，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

　　思辨的能力

　　七十年前，湖南衡山，一个16岁的少年，离开山沟沟里的家乡。那天下午，“爱己”(湖南话，指他的母亲)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卖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这个名叫龙槐生的少年兵，后来带领着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再后来，他随着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了台湾。

　　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因为人生中一个小小的偶然的抉择而改变，。这个从大陆来的少年兵，在那个时代，成为200万的台湾“外省人”之一，后来，槐生和来自浙江淳安的妻子应美君，在台湾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名叫“应台”。七十年的岁月如江水漂月，槐生唱了一辈子的《四郎探母》。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长大的龙应台，一个祖籍湖南的台湾“外省人”，她的个人与家族，就处在这样一部大江大海的历史之中。在2009年，龙应台的另一本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融合了《野火集》与《目送》的张力与内敛，气势如火山喷薄，将一个时代与人性中的创伤与惨烈，赤裸裸地暴露于世人。槐生和美君这样一个个淌过时代河流的卒子的故事，在龙应台笔下，震撼了无数人。

　　在这本著作中，龙应台选择的是“庶民”视觉，如她所言，她将笔墨锁住的并非“一将功成”，而是“万骨枯”。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到台湾的那200万“外省人”，但是，后来她发现她对于台湾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被日本殖民数十年的600万“本省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她也进入到台湾“本省人”的故事，因为，在她眼中，“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文学怎么呈现？从文学去看，小小的个人处于什么状态？龙应台以她在这本书中访问的台湾知名诗人管管为例说明。“管管你不要哭”，曾经让许多人潸然泪下。

　　“管管今年80岁，他是山东青岛人，在19岁离家以后，一辈子没有再见过他的父母亲，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子弟”，龙应台介绍，到1949年6月，国民党已经溃不成军，在山东那一块只剩下青岛、海上列岛等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从1949年6月，国民党10万人开始秘密撤军，而当年19岁的管管被国民党抓兵到台湾，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她想要说明的是，“你可以有一种主流叙述描绘战争的伟大或光荣的胜利，但是，你通过文学可以看到，那个大的树林里的一棵树、一棵树里的一片叶子是怎么回事，一片叶子可以从正面看、反面看、上面看、下面看，从阳光照着的时候以及下雨的时候看……从各种不同的细微的角度去看，只有文学做得到”。

　　并且，在龙应台看来，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自己存在的处境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文学使得你有一种力量，你用一种俯视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存处境，你就会清楚你的处境跟你的时代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时候你如果深入文学，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收获跟发现”。

　　她举了德国的浪漫抒情诗人海涅的例子。早在1821年，海涅就如预言家般说过，“今天你会焚书，明天你就会焚人”，他当时就认为德国这种强烈、狂热的爱国主义有排外的基础。而纳粹在柏林的大焚书发生在1933年，后来开始的大焚人就在几年之后。“海涅为什么会预言呢？并不因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而是他有一颗文学深刻的心灵，文学最深的本质就是它用文字的魅力促使你思、去辨。当你有这种最深刻的思跟辨的能力的时候，你才可能去透视历史”，龙应台总结。

　　一些学生期望龙应台能够为他们解答学科知识与人文精神核心之间衔接的困惑。一个商学院的女学生问道：每一个学科应该都它的精神，比如，“医者父母心”是每个医学院的新生甫进校就被灌输的精神理念，法学院的学生在入学时会被灌输一个维护“正义”的理念，而这些学科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什么？

　　“我如果是医学系的老师，我根本不会说出(医者父母心)这个话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天天看着200个病人，你怎么对病人如父母呢？我反而会说，还是回到人文之本，你如果对于人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你面对你的病人时，会有不同的拿捏。尤其是法律系的学生，他将来会做法官，会定人的生死；他会做律师，去从事所谓的正义。但是我如果是法律系的老师，我绝对不敢教我的学生说，把正义当作最核心的东西，为什么呢？有多少假的正义？有多少伪装的正义？有多少正义跟不正义之间的那么多的灰色、不知道它是正义或者不正义？有多少的正义跟不正义之间的对峙，其实是两种不正义？在黑跟白之间有那么多的灰色！所以，如果是法律系的学生，你教他是为了正义，那正义不变成很可怕的东西吗？我反而对于法律系学生说，你如何去避免所谓绝对主义，你如何去看到黑跟白之间的灰色，那是一个最重大的核心的学习……核心的东西是，不管你是哪个学院的，都是一样的，你有了思跟辨(的能力)之后，你自己会决定在你的领域里，如何拿捏你的判断以及你自己的安身立命，不会在夜深人静时有不敢看自己灵魂的一刻”，龙应台说。

　　挑战自我

　　身为作家，在面对跟自己不同观点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调整？“不必说我自己，应该说，不管是文学家、政治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CEO，当你碰到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时，你是如何自处的？每一个人不一样。鲁迅跟胡适之，他们在面对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自己说了不算数，因为我自己会说，我用最开阔的心灵，最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你如果去看《野火集》的话，25年前《野火集》在台湾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东西，想要打击一个作者，不只是政府或党派，还有很多相信政府跟党派的学者跟作家，这本书我当时处理方式是，把所有赞成我的跟攻击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放在一个本子里，希望让读者自己去做是非的判断”，龙应台说，“对于一个思考和写作的人，最大的挑战是，你是否永远保持着挑战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最难的事情，这是经常要提醒的。但是我自己是否做得很成功？我不敢说”。

　　香港大学在复旦大学委培的一个女生问出了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问题，这个从小看金庸的小说长大的香港女孩，被郭靖那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动，可让她很矛盾的是，理想可能被现实捆绑，“中国社会体制不像西方社会体制那样有很完美的保障制度，在中国，你活下来不可能单纯作为个体去为了你的理想奉献，你做很多事情时，要顾虑到你的家庭……”

　　龙应台的回答是，“你仔细地去检验一下你用‘西方’这两个字时，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概念？你会发现，问题很多。譬如，美国确实是在民主体制上走在非常前面，可是同时你会看到，就一个‘9·11’，还有一个伊拉克战争，就把它已经很成熟的体制里非常多的脆弱跟问题以及它使用国家暴力的可能性都暴露了，这个西方运行得非常好的制度问题也很多。你再看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他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它这个民主体制是一个要不断检验的体制，在不断地变化中，要检验它的很多细微之处。你如果讲为国家为民族牺牲，我就会觉得，且慢，你先把书读得透一点，想好要为之去牺牲的那些民族、国家、主义的概念，你先去搞清楚那是个什么东东，是谁在教你这些东西，你先怀疑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去牺牲”。

　　现在大家在谈中国崛起的时候，龙应台比较愿意听到中国的文明崛起，她对此抱以期待和希望，“唯一能够维系我中国梦的是以文明作为核心基础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期待放在政治人物身上，势必到最终，这个期待是要放在每一个个人身上。我从来不认为，你所有的指控的手指可以很容易地对着掌权者，因为掌权者权力的来源其实是每一个个人。在这种层面来说，当然我非常期待台湾跟香港在不同于中国大陆过去60年的经验之中所累积出来的不同的能量、不同的风气和不同的心态，跟原来其实传统非常厚重的中国大陆之间，彼此学习、彼此互通、彼此在文明领域中共同成长——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

　　正如她那篇广为传诵的《不相信》一样，龙应台“永远是那个站在边缘看主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