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资料图）

　　1992年1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自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经历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后，时间跨入2012年，中国面临外部和内部局势的多重变化。世界发展多极化，欧美债务危机阴霾笼罩，很多国家进入“选举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文化交锋、碰撞、融合。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关键期，对于改革的各种声音再次出现交锋。

　　中国是否又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下一阶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进？《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及东亚问题专家郑永年。

　　日报：你如何评价邓小平南方之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口。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变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后。

　　通过南方之行，邓小平要从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的发展经济中找到继续改革的动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决了谁来改革，改革什么的问题。南方之行以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样就终结了当时“姓资”、“姓社”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因为市场经济只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

　　接着，中国经历了一波经济制度建设的浪潮。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税制，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制度改革，“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等。中国还克服巨大的困难加入了WTO，从制度上和国际经济体系接轨。

　　同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南方之行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指出了方向，也为共产党发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方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权，1995年以后国企改制，产生很多私营企业家。执政党首先修改宪法，民营企业合法化。再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入党。后来的物权法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