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又被将了一军，关键是谁能不被将死，谁手里有解药。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于颖 刘东】美国国会在最后关头同意上调债务上限，虽然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但并没有本质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这使得标普下调了美国主权债评级并引发了全球股市的震荡。

　　这些都只是表象，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信用评级下调后与之相关的其他债务融资成本可能会加大，而财政的紧缩又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特征使孱弱的美国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带动就业，消费增长缓慢及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包括改善家庭信用)又不利于房价回升，美国经济再度下滑的压力非常大。

　　欧元区的情况可能更糟。受“欧猪五国”拖累，德法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技术上已经债务违约的希腊，没有自主发钞权且面临着财政“破产”的窘境，几乎只能靠输血来维持；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都在张着嘴等待救援。

　　中国只是驻足观望看热闹吗？否。与欧美相比，短期内中国或许更好一些，但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总体经济品质，不可否认，尽管危机四起，美国毕竟还是个“重卡”的底盘；而中国，虽然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已经步入机动车一族，差不多也就是个农用车的水平，长期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建立，但是许多基本关系尚未理顺，结构方面的不平衡，决定了目前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持续。近日，堪称具有经济学家水准的银行家、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采访，应邀就困扰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复盘，试图捋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并寻找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美元之劫

　　《证券市场周刊》：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达1.16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同意上调发债上限之后，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主权债评级，这让中国人感觉很不爽，担心国民财富被美元打劫。对此你怎么看？

　　郭树清：全球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占比确实比较大，中国也不例外，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对于中美两大经济体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紧密的互相关联之中，谁也离不开谁。尽管持有美国国债有一定的风险，但在全球经济剧烈波动、欧元区困难重重之时，选择美债在所有不理想的投资品中差不多仍然是安全性与收益性结合得最好的产品。目前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大幅走高，这打破了历史规律，就是说，美国发债的筹资成本反而降低了，这特别耐人寻味。总之，市场告诉人们，美债违约的可能不大，但短期波动将不可避免。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毕竟这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是最强的。当然，中国应该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资源类实物，多做一些海外直接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即便如此，由于受到各种约束，能够冲抵的外汇还是很有限的；而购买相应资产的股权，因其存在着其他风险，所以规模也不可能特别大，而且不要忘记，国际股权投资，大多时候依然是美元资产。

　　《证券市场周刊》：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在以很高的速度增长，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3500亿美元。存量已经很难处理了，又在不断地创造巨额增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郭树清：这是问题的核心，对内对外影响都很大，也说明中国的外汇收支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这不完全是贸易因素，也有些其他原因，比如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最简单的办法存在银行拿利息，每年差不多也要增加100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预期也会造成中资企业迅速结汇；允许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进口支付的购汇就相应减少；其他海外投资收益和工程项目也增加了非经常项目的收入。

　　外汇储备的增加与当前的汇率体制也有关系。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2万亿元人民币，无形中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量，与宏观调控产生了矛盾。

　　《证券市场周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短期内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否科学暂且不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审计部门投入了4万人进行调查才摸清平台债的规模，这样一个政府或政府担保背景的债务总规模都不清晰，也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会不会对中国金融业造成系统性风险，甚至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郭树清：政府不能随意借债，更不能通过成千上万个平台来借债，这是必须整顿和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平台贷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就目前达到的规模和结构来看，尚不至于出现危机。从审计数据看，10.7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约25%，仍处在可控范围内。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利、电网等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服务作用会慢慢体现出来，总体上说，这些投资不会打水漂。至于说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应不应该修那么多，是多修公路好还是多修铁路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理顺投融资关系，也便于信息公开、规范操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会极大地丰富资本市场的产品，促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育。

　　工业化歧路

　　《证券市场周刊》：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非常快，但走到今天似乎有些胶着。你认为在过去的模式下所走过的发展之路，最不理想的环节是什么？

　　郭树清：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欧美不同，与日本也不同。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没有滞后，而且城乡几乎同步发展，没有明显的不平衡。而中国的城乡二元特征，造成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分割，要素不能双向自由流动，这是中短期制约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二元分割制度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善。从跨地区和跨行业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好。但是城乡户籍不同，往往意味着劳动报酬不同、社会保障条件有实质性差异、子女教育条件存在巨大差别、政策性住房福利悬殊以及社会治安、司法保护等公共服务的不均。

　　其次，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最突出的是劳资关系、土地关系，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关系、企业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等。新的中间组织和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司法公正问题也愈来愈突出。

　　第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教育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差甚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学生就业适岗能力弱，缺乏创新精神，大学变成了行政化机构。

　　第四，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广受诟病。食品安全、卫生检疫、医疗服务存在着成堆的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

　　《证券市场周刊》：你以前也提过，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要素不能双向自由流动，请你详解一下其中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的自由流动困扰。

　　郭树清：先看土地问题。根据现行制度，农村的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所谓集体经济组织过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但发展到今天，除了极个别乡村有所谓乡镇企业式的公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不存在了。那么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归谁呢？显然就是村委会，其实就是几个村干部说了算。这种情况下，造成了管理的漏洞，对农地、宅基地、生产建设用地的审批、使用及管理没有构建成一个良好的约束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又叠加了城乡用地分割、同种地因所有权差别而不同价、级差地租得不到对价等问题，使得农村土地的流转(目前主要是被征用)缺乏市场定价机制，造成农民的极大不满。当然，地方土地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费用，其中也有直接用于农民、农村、农业的支出，但是因为不是市场化的交易，所以就谈不上权利平等和透明。

　　再看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国现在有大约3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中有1亿左右被看作流动人口，完全处于城市的管理之外；同时，全国有近2万个镇，最大的人口超过70万，估计有近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居住，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此外，沿海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附近，有许多村庄，实际的经济和就业早已转变为以非农产业为主，按国际标准应归为城镇，但是上亿的村民仍然被看作农民，村庄的规划、管理依然没有纳入城镇体系。

　　户籍制度仍然是统一城乡劳动就业市场的主要障碍。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同劳动主体之间的公平就业和劳资双方的平等谈判地位，农民工应该和城镇工拥有相同的权利。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加总来算，农民工平均实际得到的是城市有户口人员干同样工作的三分之一，同工不同酬非常明显。

　　最后我们看资金流动问题。在城乡收入和发展差距显著，农村非常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今天，农村资金却仍在大规模净流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都成为农村失血的管道。如果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负担考虑进去，则农村收入净流出规模更大。

　　同时，农村融资难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不足，二是农村金融产品不足，三是贷款投入不足。虽然近年来支农力度在加大，但对“三农”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的投入相比仍然很不相称。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例依然较低。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现行的农村体制并不能提供一个有利于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环境，仅就大小事情都由村委会干部说了算这一条来看，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就可能趋于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