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郎咸平其人其作，是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拥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在与顾雏军、赵勇的争论中显示出了过人的眼光与胆识，将两人的操作方法揭露得一览无遗；另一方面，他近年来到处巡讲，一遍又一遍发出“盛世危言”，在赢得大量拥趸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争议。

　　与此同时，郎咸平每年都出好几本书，每本书都有几万册的稳定销量。在图书销售市场上，郎咸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只要有新作推出，大都能登上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这一点，还没有任何一位其他中国经济学家可与之相媲美。

　　郎咸平今年出版的新书《产业链阴谋Ⅲ》、《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样如此。他在书中对于一些具体经济案例的分析让人触目惊心，读者对于导致这些经济案例的各级政府官员的痛恨会随着郎咸平的描述油然而生。

　　如何看待郎咸平对各种经济危机的警告？郎咸平对于经济问题的言说方式和路径，是否存在问题？在郎咸平的言说中，有哪些根本与核心问题被他回避和屏蔽掉了？“新帝国主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郎咸平的夸大其词？

　　危言耸听的“新帝国主义”

　　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郎咸平重拾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描述，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在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当时的帝国主义有如下的经济特征：(1)在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是它的基本特征；(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一，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序言中，郎咸平用自己的材料，对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点进行了“论证”并指出，“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借尸还魂，以我们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现了。”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新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郎咸平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所列举的案例分析足以让人义愤填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政府政策的失误以及谈判代表的颟顸无能，一方面又仇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国予取予夺。

　　作者重点分析了“力拓间谍门”、“汇源收购案”和“四大粮商”发动的粮食战争等，试图解释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家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盘旋在我们的上空。

　　郎咸平认为，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路。在郎咸平针对新书的演讲中，他以“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的无知”为题，一再警告“危机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低估甚至无知。”

　　在引用列宁对帝国主义描述的同时，郎咸平显然有意忽视了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的世界局势及其时代背景。在列宁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帝国与塞尔维亚等组成的协约国，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等同盟国交战。俄国本身为农奴制的经济体系，经不起东线持续的战事，国内经济崩溃，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增，军火补给极度困难，士兵极度厌战。1916年冬，俄国内部各种矛盾加剧，首都莫斯科的罢工人数更达至百万人以上，结果在1917年3月(俄历2月) 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新组成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仍然继续战争，但又再被德奥联军击败。在1917年11月(俄历10月)，俄国工人及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领导了，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其后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并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显然，列宁在当时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大的原因，恰恰是当时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引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相对峙，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后，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已经和列宁的时代有了天壤之别。连当下的俄罗斯，都早已抛弃了列宁主义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及其强烈的对抗性话语，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的是通过规则与谈判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势不两立。

　　不难看出，在郎咸平引用列宁著作，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分析中，充满了冷战时期对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化”描摹和对抗意味。在这种单级思维之下，美国政府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都对中国充满了敌意，以完全彻底的损害中国为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权。

　　显然，郎咸平的言论既罔顾历史事实，又刻意曲解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现状，将以契约为主要方式缔结的经济关系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歪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颇为复杂，双方既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也有分歧所在。在相同的利益诉求中，双方必须通过合作来达到双赢；在分歧的地方，则必须视实际情形进行沟通和交涉。

　　此外，美国的宪政体系决定了其权力运作的相对复杂，决非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某一个利益集团以一己之私就能忽视其他不同意见，为所欲为。美国当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完全以掠夺和欺压别国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更不必说，在其主导的阵营之内，包括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国家本身也与美国发生着经济摩擦。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对中国而言，美国不是天使。但是，像郎咸平这样把美国看作魔鬼也有失公允。对美国进行“妖魔化化”的描述固然简单，但显然与事实不符。郎咸平重拾早就被抛弃的对抗、冲突、冷战的单一性思维，夸大中国与外国矛盾的一面，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要潮流。

　　如果事实真的像郎咸平所说，“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那么岂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一直在被帝国主义所奴役和蹂躏？如果帝国主义在中国予取予夺，中国30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高增长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要避免被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是否应当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闭关锁国的状态？

　　郎咸平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其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既不能准确描述外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它只是郎咸平用经济学的呜呜祖拉吹出的强劲噪音，为读者制造观念污染。

　　事实与结论的背离

　　在和平发展的年代，利益之争是国家关系中最常见的现象。《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第一部分，郎咸平将轮胎特保案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徐文英，兰州市政府首席水务谈判代表，以及中国铁矿石首席谈判代表比作“现代琦善”。众所周知，琦善就是鸦片战争发生后，和英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钦差大臣。

　　从郎咸平的个案研究和分析来看，这三位谈判代表被称作“现代琦善”并不能算冤枉。徐文英在轮胎特保案对起诉自己的对手的背景、原因，以及国际贸易的知识，美国的法律了解甚少，在谈判策略的制定和操作上更是进退失据，穷于应付，最后导致轮胎特保案彻底失败。不仅如此，还引发了一连串的贸易大战，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兰州市政府连事关百姓生活的水务都敢卖掉，而且被法国威立雅公司所算计，导致全国水价上涨。2008年第四季度的铁矿石谈判，中国钢协的首席谈判代表对于力拓的降价不满，认为应该得到更低降价，赌气不谈。最终，让国家损失了几千亿。

　　这些事实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时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郎咸平分析的这些案例中显示，我们的谈判代表，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对贸易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经济体制，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都远远不能承担贸易纠纷的重任。这不仅体现为知识上的不足，对西方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运行机制的懵懂，更是对法治国家“国情”的懵懂，对各种规则理解的肤浅。在对规则本身还没有真正理解和吃透的情况下，妄谈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只能是一厢情愿和痴人说梦。

　　但同时，郎咸平所陈述的案例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三个案例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其主要责任在于三位谈判代表，以及委派三位谈判代表的决策者（政府）。一个优秀的谈判代表，除了“知己”之外，更要“知彼”。对于对手所在国的国情、法律、文化，以及对方公司的背景，经历，利益诉求，商业声誉，盈利模式，商业手法，对方代表的个人经历，知识背景，性格、偏好、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有了详尽的了解，同时具备相应的谈判技巧和才能，以及出色的表达、交际能力，才能尽可能为己方谋得合理的利益。

　　而从郎咸平所描述的情况来看，三位“现代琦善”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失误的恰恰是中国的谈判代表。选派这样的谈判代表，决策者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失误，郎咸平悉数归罪于外国人。可以想见，既是商业行为，外商理所当然想牟利。中国商人走出国门，不也是同样的动机吗？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难道郎咸平是想让外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舍利取义？

　　作为万能钥匙的阴谋论

在郎咸平的著作中，阴谋论成为了他解释经济个案的不二工具，凭着这把万能钥匙，郎咸平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所有经济纠纷的“锁”。郎咸平的经济分析，用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分析和指向，为那些在中国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中失利的人找到了他们生活不幸福的来源，即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人很多的生存困境，都是由他们造成的。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郎咸平引用了很多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话，让人恍惚间又回到了阶级斗争的年月。

　　兰州市与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签订合同一事中，兰州政府卖掉了事关老百姓命脉的兰州水务公司，威立雅以高价获得后在合同中设下陷阱，然后要求水价上涨。由于水价上调遭遇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威立雅气愤地公布了合同。最终兰州市政府进退维谷，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郎咸平在责怪兰州政府卖掉民生必需品水业的同时，归罪于外资的手法恶劣和蛮横（《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P20）。

　　在此案例中，首先是兰州政府要卖掉兰州供水集团。威立雅报价17亿元，比中法水务的4.5亿，首创水务的2.8亿搞出数倍。双方签订的协议，显然不是威立雅逼着兰州政府签订的。既然是商业行为，那么就必然有获利的考量在内。威立雅要涨水价，显然也是商业思维使然。既然如此，那么此事的责任首先在于兰州政府起意卖掉供水集团的行为，其次在于获得了数倍的溢价，导致后来受制于人，贪小便宜吃大亏。

　　既然如此，郎咸平将主要责任归结于“外资的手法恶劣和蛮横”显然是倒果为因。不如说，地方政府的短视和愚蠢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如果兰州政府没有作出卖掉兰州供水集团的决定，威立雅又如何能够使出这样的“阴谋”？如果说，威立雅在合同中设下了陷阱，那么，兰州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识破，让威立雅得逞？

　　在“力拓铁矿石谈判”的个案中，郎咸平指出，中国有很多大钢厂，还有很多小钢厂，有38家小钢厂绕过了钢铁协会，自己跑去谈判。另外，2008年钢协代表赌气不谈判，导致国家后来的巨大损失。甚至钢协走后门，挖墙脚，这些作为纯粹是中国人自己所为，力拓凭借自身的垄断牟取暴利很可恶，但是，中国人是否应当检讨这些被郎咸平深恶痛绝的行为？既然郎咸平都意识到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何以又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外国人的阴谋？

　　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中，郎咸平认为，“外资收购国内企业，一开始看起来都是公平的，最后通过一些财务技巧把中方一脚踢开，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缺乏沟渠。”

　　如果此说确凿，那么《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所剖析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是这一原因导致。而郎咸平“阴谋论”的腔调事实上被他自己的分析所揭穿：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缺乏沟渠”，加上权力的独断专行，使得外资有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买单恰恰是老百姓。

　　无论是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还是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商业往来，中国本身都有着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的内在需求，显然不可能是外方的阴谋所导致。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与外资的合作中吃亏，更多的是商业往来中的技术性因素如实力的对等，对商业规则的深刻理解，对经济形势和物价涨跌的判断等等因素。

　　另一方面，郎咸平刻意忽视以下事实：在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自身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受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并经过修正而形成的经济规则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也意味着，中国是这一经济规则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才迫切要求加入世贸组织。郎咸平在其著作中将中国企业遭遇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外资的阴谋，即违背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也无视于已经发生的经济事实。

　　郎咸平每年都要出好几本书。其模式都是如出一辙：他的团队为其搜集各种案例资料和数据等，然后，郎咸平在对这些资料以“阴谋论”为分析工具进行解读，最终形成一本本畅销书。而郎咸平著作畅销的原因之一在于，部分人自买自卖国有资产以自肥，腐败盛行，房地产对公众实施掠夺，电信、石油等垄断企业凭借权力的支持维持暴利，民众福利低下等现象已经让当下中国人的痛苦指数极高，大多数公众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中都是受害者和被剥削者，他们生活的改善，大大滞后于少数特殊阶层。在此情况下，郎咸平用阴谋论抛出外资作为替罪羊，将中国内在的问题和潜伏的经济危机外因化，满足公众心理的部分需求。

　　在生活压力加大的现实困境之下，公众经过郎咸平的“提醒”发现，我们国家的财富被外资大量掠夺，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堕入了外资的阴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予取予夺，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压力加大。郎咸平刻意误导，将公众情绪导向了阴谋论的错误方向——无论从事实层面还是学理层面，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和现行的经济体制，内部结构和因素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绝非“阴谋论”的结果。

　　弱者心态与双重标准

　　在郎咸平《产业链阴谋》等系列图书中，对于各种案例的解读充斥着中国吃亏，外商暴利的结论。就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而言，这样的案例或许有相当一批。然而，郎咸平以“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做法，仿佛整个经济改革都是中国人给外国人当垫脚石和输血机器的言论，似乎有“揣着明白装糊涂”之嫌。中国驻法前大使吴建民在山东卫视新杏坛演讲后的一次答问中的发言，虽然专门并非针对郎咸平的观点，但可看作是对郎咸平近年言论的极好回应。

　　吴建民说，“一些人在看世界，看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倒霉的感觉，老是觉得我们中国吃了亏，我们廉价劳动力被剥削。我们在价值链拿到低端。这是事实。哪个国家能一下子走到高端？吃饭得一步一步吃，走路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跳到上面行吗？中国搞了一个大跃进，是个什么结果？你看不到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说中国在吃亏，你有不吃亏的办法吗？还走过去自力更生的道路行吗？不行的。中国走在世界中心，是中国靠自己努力，达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吃亏的心态是一种扭曲的心态，一种不自信的心态，看起来很爱国，实际上会把中国引向歧途。”

　　正如很多郎咸平的读者所看到的那样，他在《产业链阴谋》、《帝国主义在中国》等一本本书中说外国人这样对我们使阴谋，那样对我们使诡计，我们在这方面吃亏，那方面上当……但是，郎咸平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摆脱困境，免堕外资“阴谋”和“陷阱”。显然，这是最为典型的弱者心态。

　　吴建民所说，我们不可能在产业链中一下子走到高端。其潜藏的逻辑是，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实力和话语权。以郎咸平的学识，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一再提出，中国要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郎咸平在一本又一本书中刻意讨好读者，煽动大众情绪，如果不是吴建民所说的扭曲心态，也是在给公众制造观念的混乱和误区，而且必然导致恶果。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而对于外资而言，获利当然是其基本需求。在中国与外资合作的利益的分配中，既有公平的分配，也会有不公平现象。但是，合作双方都有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如果一方觉得不划算，可以另选合作者或中止合作。此外，郎咸平在其多个案例分析中频繁使用了双重标准：中国企业成功的走出去是理所当然，而他分析的沃尔玛、家乐福等在中国的商业运作，则被归结于外资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企业在外国获得了商业成功是理所当然，遭遇失败则是外商的“阴谋”和“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如果按照郎咸平在一系列著作中显露出来弱者心态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第二是关闭国门，自我隔绝于全球化之外，自力更生。前一条路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后一条路我们已经深受其苦并付出了惨痛代价，恐怕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回避经济体制的作用

　　在郎咸平讲述的各个经济案例和故事中，他有意抽离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诸多背景，以一个个用阴谋论解读出来的故事给读者灌输者错误的观念。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以及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却很少涉及。显然，这并非郎咸平的疏忽。

　　以郎咸平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识，他不会不知道，在没有涉及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就个案本身谈公司治理是极其肤浅的。以兰州市和法国威立雅的合同而论，首先是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制约的结果。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当下的中国比比皆是。正如郎咸平所说，水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那么，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将此以甩包袱的形式卖出去？这一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首当其中的是政治权力的边界问题。很难想像，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在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

　　除了对于经济制度等核心问题的有意规避之外，郎咸平也回避了劳工福利问题。在中国，劳方被资方过分掠夺“人口红利”的现象及其普遍，诸如富士通等公司的劳资纠葛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郎咸平很少涉猎。在他与顾雏军、赵勇的争执中，很多读者都称许他的良心和责任感。而在劳工权益和劳工福利方面，郎咸平几乎无所作为。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富士康事件”，郎咸平并未在书中涉及。这一点恰恰又是无法忽视的大问题——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具体的公司研究，劳资双方的权益保障都极其重要。在郎咸平的经济个案分析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业链阴谋》等系列图书中，郎咸平以部分经过挑选的案例为基础，用弱者心态制造敌人（新帝国主义）→煽动民意（我们被算计）→唤起仇恨（外资都很贪婪）等方法迎合了部分人的心理，使得他们的弱者心态和类似的情绪经由郎咸平唤醒之后获得了释放和共鸣。只是这些理由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和推敲。而郎咸平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话”则凭借“注意力经济”获得了“成功”。

　　在我看来，被称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对于具体的公司治理等极其熟悉，其分析也颇为透彻。但是，郎咸平的问题不在于其经济学知识的缺陷和对中国国情的误读，而是其有意采取的话语策略和言说立场。较之一般的知识性缺陷和判断性失误，郎咸平的这种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惕。另外，他对于经济问题背后的制度、法治，以及劳工福利等问题的回避，显示他只讲了部分真话，并在故意误导大众。只有真正了解郎咸平的问题所在，我们才不致被他所误导，对于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复杂原因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