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往年，1日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并没有引发舆论过多的热议，这或部分归因于年前已有媒体放出风声，但该文件聚焦农业科技的众望所归，恐才是此间舆论平静以待的主因。

　　回顾中国农业磕绊前行的道路，人们不难掂量出这个“众望所归”的分量。多年来，中国农业一直笼罩在“人多地少”阴霾中，背负着维护粮食安全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负，为了稳产高产，几乎是慌不择路地向自然要水土资源，向化肥农药要效益。其结果，是环境的不堪重负、土壤肥力的不断下降，粮食增产潜力的触顶乃至于生态危机的凸显，只剩下时间问题。

　　透支的中国农业决定着转靠科技进步的必然，而农业连年来的不俗表现，则为此次“一号文件”的出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央政策的及财力的连年倾斜下，农业取得了“八连增”的辉煌战果，使得暂脱粮食安全阴霾的中国农业，得以由疲于奔命归于从容，从而为农业科技的布局赢得主动。

　　鉴于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日表示，此次“一号文件”可谓“抓住了发展要害、兼顾了当前长远”。而我们不妨说，聚焦农业科技，是步入险局的中国农业一次恰逢其时的“救赎”。

　　有了方向，下一步就该是怎么做。此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多位农业专家表示，种业的研发应置于科技创新的首位。而袁隆平于去年9月指导的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自然成为这一主张的生动注脚。

　　然而，陈锡文则从更大层面上指出，体制和投入两方面，应成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破冰石。体制层面，要促进农业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破除科研只为评职称、出版著作的怪相。而从投入层面上，科技创新投入长效机制的能否确立，将是成败的关键。

　　值得提及的是，此次“一号文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值得期许。

　　毋庸置疑，所有农业政策的效果，最终要在田间地头得以呈现。鉴于此，探索如何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让他们成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真正的主人，从而使农业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应成为衡量“一号文件”成败的又一准绳。

　　作为评价农业科技含量的重要指标，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3.5%，尽管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但远低于发达国家(近70%)的现状，却仍未得以根本扭转。有理由相信，此次“一号文件”的发布，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契机，而走过“救赎”之路的中国农业，方有希望承载中国经济的再一次腾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