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决策层往往注重先解决最深层矛盾，而中国决策层往往更注重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先易后难。两者都有长处和短处。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也使笔者相信，即便到墙角也还会有办法

　　近期宏观数据好于预期，支持笔者经济软着陆的判断。去年四季度GDP只回落至8.9%，全年GDP达到9.2%。另外，1月PMI指数为50.5%，比去年12月回升了0.2个百分点，并连续两月回升至荣枯分界线50%上方，显示了伴随着早前过紧的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中国经济继续呈现软着陆态势。

　　尽管去年四季度以来，市场对全球以及中国经济很强的担忧情绪已经有所转变，但一些疑虑犹存。全球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热钱流出是否成为制约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常态？如何防止投资与出口两个引擎的下滑？都是萦绕在决策层与广大投资者脑中的疑问。笔者认为，市场的担忧并非过虑，但悲观情绪大可不必。从东西方应对危机的方式来看，中国决策层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因此一旦今年海外风险或者三驾马车下滑超过预期，决策层便会通过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拓宽多种融资渠道等方式，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尽管去年与今年的财政政策基调均表述为积极，但实际操作上，今年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将明显超过去年。正如财政部长谢旭人不久前在求是发文中提到的，今年财政政策会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

　　首先，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将继续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落实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实施支持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对蔬菜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

　　其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民生投入，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更有力地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另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要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

　　再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支持基础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推广节能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提高财力薄弱地区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等。

　　货币政策将由过紧回归中性

　　去年12月，M2与新增贷款明显增加。而近期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也显示四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从三季度的2.04万亿增至3.03万亿，增加幅度接近50%。这也说明，自去年11月以来，信贷供应量已然大增，实体经济面临的流动性压力明显改善，政策放松正在展开。但是，尽管实体经济资金压力有所缓解，这也仅仅意味着早前过紧的倾向有所纠正。节前即使公开市场逆回购规模大幅增加，Shibor利率仍达到历史高点，显示资金面仍然十分紧张。

　　另外，虽然12月存款大增，也无法替代准备金率下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12月存款增加1.43万亿，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存款大幅减少1.23万亿，财政存款转向公司与个人的商业存款账户。而财政支出年底大幅增加，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对于缓解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压力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外汇占款的持续减少。去年四季度以来，由于海外经济动荡、诸多外资企业、投资公司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纷纷减持了在中国公司的股份。同时，避险情绪加重、人民币贬值预期出现，加速资本流出中国。

　　三是存款准备金率已处于历史高位。本轮紧缩周期中，存款准备金率一路上升，21.5%的水平为历史峰值。目前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在超额储备已处于较低水平、75%存贷比限制下，银行贷款较为紧张，且更加倾向于大型企业。

　　四是银行体系资金紧张使得去年银行表外活动大幅增加，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促进存款准备金率回归中性水平，确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于软着陆态势，预计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将会下调4次。同时，央行也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应对短期流动性不足。

　　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更有针对性

　　目前国内方面最大的悲观预期便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按生产法来计算，目前中国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占GDP的比重约为12%；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为20%左右。新增贷款中，房地产相关贷款占到接近20%。

　　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被打压，调控效果已经显现。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70个主要城市房价数据显示，12月有68个城市环比止涨，房价拐点出现已成共识。但房价下跌的同时，来自于房地产方面的风险也在上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泡沫在正在向商业地产转移；二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财力的冲击较大；三是影响投资增速下滑；四是影响建材、钢筋、水泥、建筑、家电、装修材料等相关行业；五是一旦房价下降过度，容易出现购买意愿降低，房价越低越不买的情况，加大银行与经济运行风险。

　　因此，尽管打压资产泡沫至关重要，但房价并非降得越快越多越好。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灵活、具有针对性，具体可以在几下方面做出积极尝试。例如，一是支持首套房房贷、降低相应的契税与首套房利率等；二是对承担保障房建设与小户型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区别化的信贷支持；三是由于限购、限价政策并非市场化手段，不是长久之计，可以根据刚性需求、改善型需求与投机需求的不同特点，逐步减少刚性需求与改善型需求的购买限制。四是建立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可以适时扩大高端房房地产税的征收试点范围等。

　　除了宏观政策更加积极以外，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同样有利于帮助企业化解资金难的问题。早在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总理便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金融改革发展工作时要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而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强调，将研究探索和试点推出高收益企业债、市政债、机构债等债券新品种。这意味着未来债券市场的发展面临更大机遇，企业融资渠道也有望拓宽。

　　总而言之，尽管今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较大，但笔者认为，东西方应对危机的哲学有很大不同。欧美决策层往往注重先解决最深层矛盾，而中国决策层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先易后难。两者都有长处和短处，可以相互借鉴。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也使笔者相信，即便到墙角也还会有办法。笔者预计，一旦今年海外风险或者三驾马车下滑超过预期，决策层便会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拓宽多种融资渠道等方式，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前低后高，全年增速或将达到8.6%。而伴随着海外经济有所好转，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转好，国内积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新一届政府上任，2013年经济增长比2012年将有所恢复，全年经济增速或将达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