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简介

　　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早年下乡黑龙江。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求学英美。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成果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研究范围：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

　　教学工作：自1996年以来，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1999年后，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

　　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一年有余，“后危机时代”的舆论就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后危机时代”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我们似乎有必要借这个题目来回头看看当时对危机性质的认识和估计，究竟哪些对头、哪些不那么对头。这对理解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是有益的。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前后持续4年，仅美国的失业率就超过四分之一，倒闭的公司和银行无数，股市则跌掉90%。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不过，要是拿美元不变价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1929-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两大板块之间，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国刚开放时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可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印度和前苏东集团国家的陆续开放，两大板块开始打通。这不能不激发出极其巨大的竞争潜力、不能不释放巨量的优势，也不能不带来极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

　　举个例子。原来的汽车主要在年薪6万-8万美元的地方生产，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现在中国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够生产出蛮像样的汽车，这就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与结构重组。原来的秩序无从维持，原来的平衡要被打破。这是“全球失衡”问题的根源。这样的“失衡”，其实过去就发生过。美、德崛起时出现过，日本、东亚崛起时也出现过。区别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两大板块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更为巨大。所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由此带来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一定更为显著、更为长久。这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有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