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三亚、厦门等地曝出“宰客”丑闻，给喜庆的节假日抹了点黑，给那些美丽的旅游景点添了些恶名。

　　“宰客”丑闻看上去发生在个别地方，实际上很有普遍性。大家想想，从北京到广州，从丽江到漠河，哪个地方没有发生过以旅游之名欺负外地客人的事情？虽然不同地方“宰客”的手段方式有差异，“宰客”的凶狠程度有区别，但大恶小恶都是恶，这样普遍性的丑陋现象确实到了必须认真整治的时候了。

　　有很多人以为，“宰客”现象的发生责任在政府，在具体的景区管理部门和一些执法部门。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

　　以海南省为例：当初海南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就有人质疑“海南是否准备好了”？质疑的理由是，尽管海南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优质度假旅游资源，但该地的旅游服务和旅游环境水平与其他地方相比，也是出了名的差。那时人们就一再强调，要想把“国际旅游岛”建设得像个样子，海南必须重视软件建设，包括人文环境、度假氛围、旅游服务、景区管理等等方面。糟糕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海南换了几任领导，旅游业欺客宰客的顽疾却“病势”不减，反而有肆无忌惮的趋势。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如何面对“是否准备好了”的诘难？如何面对责任的追究？

　　当然，在大众化旅游时代，把“宰客”现象屡禁不止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政府，也缺少说服力。在中国社会中，历来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地区差异条件下，本地人与外地人习俗不同，信息交流困难，难免出现一些误解。比如，侯宝林先生曾在《戏剧与方言》那个经典段子中提到过，北方人去上海在理发时将“汰一汰”听作“打一打”，以为对方要“打人”，就是个典型的误会。但如今我们所说的“宰客”现象，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几乎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普遍存在一城一地的人瞧不起其他地方人的“地域歧视”、城里人鄙夷乡下人的“阶层歧视”，以及由上述歧视引发出来的“小地方”的人报复“大地方”的人的“反向歧视”等意识。如此相互歧视，自然会互相“挨宰”，你做初一，他还十五，种种“欺生”、“宰客”等等陋习的发生便成为常态。

　　“欺生”、“宰客”之类的行为，可以认定是不讲诚信。而不讲诚信的本质原因，可以在道德的范畴中查找。中国人讲道德规范，首要的是“仁”。按华裔学者孙隆基的观点，“仁”之一字，重在“二人”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个人必须在与另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时，才能表明是否够仁义，以及仁义的程度水准。

　　一个道德足够高尚的人，不仅对家人朋友，对“自己人”、“熟人”要诚实守信，要谦和宽厚。对与己无关的“他人”，对素昧平生的“生人”，对偶一相逢的“路人”，同样应该待之以礼，相诚不欺，甚至乐于相助。反之，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在“熟人”圈里道貌岸然，面对“生人”就要暗中算计，其道德品质一定有问题。若是某个人不论“生熟”，见人就“黑”，此人的德行一定是等而下之的。

　　由此而论，某个地方是否存在严重的“宰客”现象，检验的不仅是那个地方的政府管理水平，同时反映出的是该地方民众的道德素养。假如“穷山恶水出刁民”还可以理解为客观原因太差所导致，那么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明火执仗地“宰客”，只能说那个地方的人主观方面出了问题。（高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