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时髦”、最受尊重的社会组织是NGO――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家”成了一个比只会赚钱的“商业企业家”更高尚的身份。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百年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

　　话说1943年5月24日，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尼古拉·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的纪念日。当日晚间，全球180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聚集在美国纽约市的卡立兹教堂，隆重纪念哥白尼，同时颁布“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名单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企业家亨利·福特等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晏阳初（1890－1990）。

　　晏阳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国教会中学读书，2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按当时规定，他如加入英国国籍，就可获1600元奖学金，晏婉拒，理由是“这对中国人说来，代价太高了”。三年后的1916年，晏阳初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

　　就是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青年，却在后来的70多年里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贫穷而苦难的祖国同胞。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投身于最艰难、最漫长而难出成效的平民教育。他以长沙、烟台、嘉兴三地为试点，发起了“除文盲，做新民”的识字运动。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总会”），任总干事。

　　1929年，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定县实验”。当时的一家报纸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硕士们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

　　在定县，晏阳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计、卫生、自治为主题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贫、弱、私”的农村改革理论。晏身住农家，衣着粗布，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农民扫盲，他还亲自担当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很深情写道，“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晏阳初在定县扎根十年，兴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堪称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壮举的大实验。平教总会在这里组织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

　　晏阳初的试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试验。到1940年代中期，平教总会已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全国近百个市县有它的分会。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晏阳初的启发，晏本人则受邀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援华法案”时特列“晏阳初条款”，指定以经援经费的十分之一，作平教总会的农村复兴活动之用。

　　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他先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促进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学员把晏的思想同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回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晏阳初一生俯首平民教育，绝对避谈政治，因而受到各方尊崇。他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一类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干才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