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北京、上海的某个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详见今日本报10版)

　　毋庸讳言，天价采购的背后是天价的腐败。在一个依旧超级垄断的体系里，这样的天价腐败是否只会存在于已经结束的刘志军、张曙光时代，是很令人怀疑的。退一步说，曾经从天价采购中获得过腐败利益的官员，是否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也同样令人怀疑。但有一个怪异的现象倒是得到了解释：那就是在公众眼里本应富得流油的铁道部，非但未能赚得盆满钵满，反而屡屡出现亏损，以至于很多高铁项目都因资金问题而被迫暂停。现在看来，垄断的暴利与垄断的巨亏并不矛盾，因为暴利是属于腐败蛀虫口袋的，巨亏则是属于铁道部账面的。

　　动车天价采购以及其后隐藏的天价腐败，并不会因为刘志军、张曙光的垮台，供应商丁书苗的落网而失去追问的价值。因为，铁路采购如果不能破除垄断的机制，那么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生霉长虫几乎就是一种必然。事后追责只是一个方面，亡羊补牢才是关键所在。

　　另一点必须追问的是：动车天价采购成本，都由谁来承担？答案再清楚不过，就是“被垄断”的铁路消费者。公众对于铁路价格昂贵的质疑由来已久，各种霸王条款很多，比如站票卖全价、误车不退票款。而对于价格更高的高铁价格制定，更从来都是“铁老大”自己说了算。《价格法》的相关规定首先是失效的：公众看不到高铁定价成本监审结论书被公布，理当由定价部门组织实施的成本监审，也由其自行组织的综合测算分析代替；《政府制订价格听证办法》同样是失效的：高铁价格从未实行定价听证，只在独自确定后公布了之。

　　试问，像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这样离谱的采购成本，凭什么可以作为制定高铁票价的成本依据？无论这样的天价采购是否是刘志军、张曙光时代的特有产物，无论现在的情况是否已经得到根本改观，但有一点：根据天价采购进行成本测算得出的昂贵票价理应下调，消费者不应该继续为铁路系统内部的惊人腐败埋单。铁道部愿意花多少钱买一个纸巾盒是铁道部自己的事情，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天价采购的损失，但是这个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高铁价格必须根据天价采购的离谱程度得到同等程度的下调。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