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外国文学长篇小说奖，到去年12月就已经走过10个年头了。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奖项给我们带来太多国外优秀作家的新作，温特森、勒克莱齐奥、大江健三郎、瓦尔泽……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单排列到很长，奖项的分类大致以语言和国籍来划分，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这些年都有涉猎，独独是没有一个叫做“东欧文学”的评选部，当年昆德拉、赫拉巴尔不是也曾经在中国有过热潮吗？现在是都过去了吗？

　　《外国文学》杂志副主编高兴是研究罗马尼亚语出身，关于这个评奖，他现在的身份是东方文学评选委员会主任。这个东方文学的评选委员会比其他评选委员会成立得都迟，其他先成立了以后，主办方才逐渐发现，很多重要地区的作品无法归类，东方委员会就是捡漏儿的，其他所有无法归类的作品，都会归到这里面。

　　10周年的时候，高兴写了一篇文章，他对所谓文学大国和文学小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其实有时候所谓的文学大国更多借助文学之外的优势，比如传播优势。”去年高兴大量接触荷兰文学，发现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我们缺少直译的人才，都得通过英文来转译。东欧文学面临的问题也一样，做“蓝色东欧”系列丛书的时候，高兴面临最大的困难不是选题，而是好的译者。

　　版权制约东欧文学译介

　　喜欢昆德拉的不少读者可能都是从韩少功的译本了解这位作家的。当年韩少功与自家姐妹合力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个人一个懂外语一个汉语表达好，实际上当时的译文问题很多，但汉语表达实在太漂亮，至今为止很多读者还对这个译本印象深刻。某种程度上说，当年的昆德拉热，和韩少功有直接关系。

　　既然曾经有过非专业译者从英文翻译的译本，而引进的东欧作家在国内流行，为何今日这种情景却不复存在了呢？高兴说，这个与版权的原因也有很大关系。当年韩少功翻译昆德拉时我们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一些东欧作家的版权和世界普遍认可的版权规定也不一样，比如捷克要在作家去世后70年，作品变为公版图书。东欧作家的版权许多现在在家属手里，有的作家后代很希望作家的作品被传播，有的作家价格却被抬得很高，贡布罗维奇的后人据说对价格要求就很高。许多作家还要求必须是原文翻译，不可以从英文转译，理由是英文已经丢失许多味道，再转译过来担心所剩无几。但中国国内东欧作家翻译团队人才之匮乏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结集出版的东欧作品单行本很少，但事实上对其的翻译并没有停断，中国诗歌界一刻也没有停止翻译东欧诗歌，都刊登在了杂志上。高兴曾经用几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卡达莱的《梦幻宫殿》，但是中间的出版时间却等了两三年。

　　译者队伍在哪里

　　尽管东欧文学在国外看上去一片热闹，但是回到中国国内，东欧文学的前景如何，到底怎样其实还要打个问号。

　　冯植生是曾经在社科院工作的匈牙利翻译家，他说现在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出版难，稿酬低，大都得奖了一窝蜂上来，之后又都集体退却。“不光是我们，其实其他大国也一样，商业化太重。搞翻译的，1000字几十块钱，翻译一本10万8万的书，给你出那就很不错了，一本书就万把块钱。”冯植生说东欧文学翻译最好的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出版很难，年轻人都不爱干这个，现在条件不一样，有电脑翻译什么的，但还是得花力气，原来1000字十几块，现在1000字还是几十块，能比吗？所以现在我们都不考虑这个。”

　　冯植生现在年纪也大了，不太愿意做翻译工作了，而年轻人一下子也不可能接上来，他说现实就是，很多学东欧语种的人也不愿意做这个工作。

　　译者找不到的事情同样困扰出版界，已经签下贡布罗维奇5部长篇的上海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说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他打算今年再去一趟东欧，看能不能多了解一些出版信息，好把更多那边的作品带过来。黄育海担心的是，没法反映作家原有风格和语言上的魅力，他也不希望自己出版的书从英文再转译。

　　【电影与文学】

　　东欧电影带动了文学

　　老一辈研究东欧文学的人有种说法，说是“文革”十年，东欧文学翻译研究全部停止。对此高兴不这么认为，恰恰那十年，他那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是东欧电影，而电影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小时候他们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罗马尼亚的沸腾生活感染了中国观众。有的电影台词他至今还能背下来“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要来了。”在高兴眼中，这是最初的诗歌启蒙，头一回感受到死亡的美丽力量，觉得这么美丽的生命不应该死亡。“这些事在我童年记忆里难以磨灭。”还有许多赫拉巴尔小说改编的电影，曾经让昆德拉在法国看得热泪盈眶。《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是高兴认为把小说味道传递得最好的一部。

　　【政治与文学】

　　政治和文学的不可分割

　　必须看到的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东欧作家在国际文坛影响力在增强，活跃度在增高。卡达莱是个典型例子，布克奖在专门设立外国文学奖后，第一届就给了他。再比如罗马尼亚的马内阿，到了美国后得到许多好评。

　　当然这也抛出了一个问题，东欧作家受到关注多少源于文学多少源于政治？在高兴眼中这二者其实无法分割。像昆德拉这样的作家曾经极力想把自己从政治中摘出来，他称要当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小说与政治挂钩，他会非常反感。有一次有位记者问他的某部小说是不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他马上说“饶了我。”高兴说，阅读东欧作家要平衡，意识价值、政治背景、文学性都不能忽略。

　　而一些东欧作家其实也在利用自己的背景和经验，好比此前得过诺贝尔奖的米勒，她在罗马尼亚生活过30多年，书写主题始终是罗马尼亚。高兴认为，米勒在很早以前已经开始有意识塑造自己的形象，诺贝尔文学奖也在更多描述她的被迫害，各种场合她都是一袭黑衣。“我们不否认她的成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典型的政治文字。”高兴曾经和顾彬对谈米勒，顾彬认为米勒是纯粹古老的德语写作，但高兴持另一种观点。“现在对待东欧文学或者所有文学，都不应该用简单的眼光去看，文学本身就要呈现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东欧作品和本人的复杂性构成他们的作品。一味强调政治性，就失去了文学性。”

　　一次研讨会上，于坚和韩东提出国家实力对文学至关重要，朵渔马上提出东欧的艺术家是个例外。高兴认为，东欧受到关注的艺术家其实多走了一步，就是基本都到了海外，借助法国、美国的文化中心加以传播。齐奥朗上世纪30年代到了法国，用法语写作，昆德拉到法国后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