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写小说开头有如神助。试看他最新这本《南京安魂曲》的开篇：“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

　　看到这里，本顺的身份对读者来说无从知晓，他为何讲这么长时间，又为何如此吸引书中的听众，这些听众是谁读者同样不知。当我们追随孩子的讲述，就会猛然跌入日军攻陷南京的惊骇时刻。1937年12月，彼时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正给美国人跑差使的本顺被日本兵拦住，成了那帮人的苦力，一路上目睹他们横行城中烧杀抢掠的残暴，让这个十多岁的中国男孩惊恐不已。

　　接下来的情节再次跳离，读者被带回1937年11月，蒋介石的撤离大军后面，是政府慌乱准备迁往重庆的一片狼藉，安全区仓促划立出来留给百姓。蒋夫人的钢琴装进了一辆卡车，留在金陵女子学院内保管，此地正是这篇小说渲染的焦点。

　　《南京安魂曲》虽是小说，却是部扎扎实实基于史实的小说，许多人物真实经历过书中描写的事件。小说中的叙述者安玲是中国人，这个助手身份的中年妇人或为哈金杜撰，不过她的上级是确凿的真实人物明妮·魏特林，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负责人，这位来自伊利诺斯州的美国教士同样出现在张纯如最畅销的作品《南京大屠杀》中，哈金勾勒死亡之城南京的一部分灵感即源于这部作品。

　　蒋介石把南京丢给了日本人，而某些西方人选择了坚守。留守的美国人中大多是教士，其中就有做出卓越贡献的明妮·魏特林。同时还有纳粹党成员、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他尽心尽力地领导建立安全区，在其努力下金陵学院与其他类似机构成为庇护所，由极少几位外国人凭肉身与勇气力不从心地守护着。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激这些人，正是他们纪录下随后的屠城暴行。

　　作为一名小说家，哈金在浩瀚的素材前依然保持冷静浅淡的态度，把叙事焦点投向南京城腹地那座醒目的金陵学院。其创立者的初愿是希望它成为第一高等学府，成为在里面劳作和恋爱之人的灵魂支柱，然而此愿景却被战争剥夺殆尽。学院在小说中被赋予人物化的气质，象征着文明与人道，却遭反复蹂躏几近毁灭。

　　有一万人左右的难民涌入原本准备接纳两千五百人的金陵学院，哈金用这种快速累积的恐怖开始了他的叙述。学院提供的安全保障羸弱不堪：中国百姓被日军拖走杀害，年轻女子在校园内被强奸。学院的管理人竭力寻找足够的食物、燃料和庇护给每个需要救助的人，并随时担惊受怕日本人可能来侵扰学院。

　　南京大屠杀这个论题一直富有争议，日本某些人依然否认或者淡化它。上世纪九十年代，它作为战争暴行的典型例证重新浮出水面，因其具备高度化的民族主义视角，而被中国政府加以利用。哈金呢，哈金不关心争议，他只从细处着眼，展示给读者的是那位信基督的日本军官给难民捎补给品；那位纳粹分子挽救了二十五万中国人；那位中国工人承认自己在酷刑逼迫下做了伪证，指控红十字会的两名美国人通敌；那位帮明妮解救中国战俘的中国医生，因与日本人有联系而受自我憎恨的折磨。

　　小说还展现了叙述者安玲的家庭是如何走向分崩离析的。她女婿是参战的国军，她丈夫仍旧不变地仰慕日本，这个他曾经留过学的地方，而她俩的独子成为日军医务人员，因为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

　　另外哈金不忘警醒读者，英雄主义本身具有沉重的代价。明妮对那些她放弃救助的人心怀歉疚，不堪重负，她将死在自己手上。这种感性的混乱在玉兰这个人物身上得到具体表现，这个年轻女人被日本人强奸后就疯了，她指责教士是和敌人串通好的。明妮在拼力挽救她的同时，也在拼力挽救自己精神的健全，意义是双重的。

　　这本书中的措辞确有一些硬伤。哈金是用第二语言英语写成这本书的，非常了不起，不过这样的话需要在用词上相当谨慎。读者会不时惊讶于七十多年前的中国人口中说出当代人的俚语，比如小说一开始的时候，有个为家人寻找避难所的中国男人被学院雇佣了，他脱口而出：“For real？”

　　这不能不说是某种失误，会造成阅读过程中的分神，比较可惜， 不过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本优秀的小说，一本着眼于细微之处，力透纸背的好书，呈现出了上世纪最惊骇的人间惨剧之一。小说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强调了全书的主旨，《此恨绵绵》。在这里你看不到大团圆结局，也没多少痊愈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