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新世纪》和《财经》两本杂志的封面报道不谋而合，前者取题《民间借贷辩法》，后者点题《致命的集资》，都是对当前的民间借贷难题的反思。

　　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究竟是两条平行线，还是一个核桃的两面，很难说得清楚。“非法集资”案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是一种出于不确定性的焦虑，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情况下的焦虑。因为这其中的界限太过模糊，使得民间借贷行为像是背着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炸掉人身自由，甚至肉体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舆论以及法律专家、经济学家对于浙江吴英案普遍持同情态度，认为罪不至死。

　　这种焦虑，更是与对金融垄断的抱怨融合在一起。当前金融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官方金融供给与民营企业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之间的矛盾。信贷在近两三年的先松后紧，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不大，主要是闪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腰，这就制造了后者旺盛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低估的官方存款利率与老百姓不断焦虑的负利率情绪，也造成了民间信贷资金的有求必应。有需求，有供给，但有管制，于是成为一种司法的博弈。

　　《财经》在文中提供的一组数据，从2007年到2011年，浙江省共有219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而被判处刑罚，因集资诈骗罪而获刑的人数从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增长幅度超过8倍。司法机关的打击力度并未放缓，仍然是严禁、严打，但“挺身犯险”的人却越来越多，下一步将何去何从？如何认为是打击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甚至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将高利贷入罪，那么非法集资曲线可能会是一条自由落体曲线，融资完全熄火，没人再敢尝试民间金融创新，一潭死水；但如果换一种思路，并不是打击力度不够，而是现实需求太强烈，之所以是越严打越增多，是民不畏重典，奈何以重典惧之？

　　严刑峻法可以消灭非法集资，无法引导合法集资。合法与非法界限的模糊，让民间融资进退失据，不知道自己的一些融资之举，是创新还是犯罪，是吴英式的悲剧人物，还是像小岗村民一样，虽以“试错”始但以“改革成功经验”终的大团圆。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投机倒把、MBO（管理者利用融资对于公司股份的收购）等也都曾经是当时法律环境下的“非法”，也曾因此拘捕过人，枪毙过人，但是现在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了，所谓的投机倒把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物尽其用；MBO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产权改革和股权激励。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集资”也经历这样的路径，不再是非法的，而只是民间金融的创新形式。只是这样的认识，却让此前太多的小人物付出了个人代价。

　　新的非公经济36条明确指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具体的细则会在今年上半年公布。放开金融垄断，放松对民间金融的管制，使得民间金融不再囿于非法与合法之争，着实承载着人们的殷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