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长和学生们更多时候自觉自愿，甚至是抢着来受害，实际上他们是被绑架了。”

　　春节前，在上海存在了18年的少儿英语星级考试被叫停了，负责这一考试的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通考办”)也被撤销。

　　这一举措可见主管部门为孩子们减负的良苦用心。可有些家长似乎并不领情，已经让孩子参加少儿英语星级考试培训的吴女士，开始为孩子寻找其他培训课程：“如果要择校，总归要考些证书心里才踏实。”

　　上海市教委规定学校不得将各种社会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和招生的依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实情况是，一些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奉行“校内减负校外补”的潜规则。不上学的日子，孩子们不是在辅导班，或是在赶往辅导班的路上。管理部门对此也很头疼。2007年8月，上海市教委曾叫停有关中小学生英语社会等级考试，没想到少儿英语星级考立刻成为家长追捧的“新宠儿”。如今星级考虽然也被叫停了，培训机构立刻向家长推销“全国中小学英语学习成绩测试(NEAT)”、少儿雅思、新概念英语等培训课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日前在“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上指出，“起跑线”口号的背后已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基础教育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办教育以营利为目的(即“教育产业化”)的必然产物。“广大学生和家长是直接受害者。问题在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长和学生们更多时候自觉自愿，甚至是抢着来受害，实际上他们是被绑架了。”

　　变味的英语考试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快速发展，急需培训大批专业人才。原市政府教卫办、原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市委组织部、原市人事局等四部门组织实施了“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1993年6月，四部门联合发文成立“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办公室”和“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承担面向社会的外语、计算机等相关考试、考核日常事务工作。

　　但很快，通用英语的主要培训对象就从当初设计的成人，转变为少年儿童，而且规模不断扩大。

　　从设计初衷来说，一星考试相当于小学低年级水平；二星考试相当于小学中年级程度；三星考试相当于小学高年级程度；四星考相当于初中高年级程度。但参加者的年龄日趋低龄化，一星至三星的考生中相当一部分尚是幼儿，高星级考生也集中在小学生群体。“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是更为低龄化的考试局面：考一星的有幼儿园小朋友，二星、三星年龄段也相应下降。更有甚者，要求3岁的孩子考一星，三-四年级的孩子也已经要求他们通过三星了，相当于初二初三的水平。”一位曾是星级考试的考官表示，现在这种“超前考试热”，占用了大量孩子习得语言基础知识的最佳时机，却谋求一些孩子所远未达到的虚华外表。

　　据统计，2001年至今，累计近50万名青少年投身星级考。“星级考”越来越热，一个原因是由于星级口语和笔试培训对孩子提高英语听说能力确有帮助，此外，由于该考试有政府参与的背景，品牌知名度高，或多或少被视作进入上海知名小学或初中的择校敲门砖之一。孩子早早卷入“考星”大潮，加重了课业负担，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星级考试一年进行三次，一次在3、4月份举行，另外两次分别是8月份和12月份。仅2011年，就有创纪录的6.1万人次参加英语星级考试，和参加这一年上海参加秋季高考的人一样多。由此催生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根据2011年的收费标准，教材费约78元，一至三星每项考务费70元，四星级考务费90元，每次报名费收10元，考试合格需再付合格证书工本费10元。

　　这些都是“小头”，因为大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去参加培训班。据悉，一至三星的口试培训费用大部分从1220-1820元不等，四星口试的收费是2580元，二三星笔试的培训费则多在2280-2880元之间。粗略算下来，一个孩子考完所有星级英语，光培训成本就高达上万元。当然，好多家长“不差钱”，他们也深谙其中的“潜规则”——很多培训点就是考点，很多培训老师本身就是考试的考官。如果愿意支付一节课150元的费用，还能请考官上门给孩子教学。星级考背后的利益链可见一斑。

　　2011年12月26日上午，上海市教委宣布撤销“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办公室”和“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并停止两办公室相关等级考试业务，喊停少儿英语星级考试。已经让孩子退出星级考培训的刘女士说：“不考倒也好，大家都省事。就怕星级考没有了，还有其他的考试冒出来，而且奥数的考试比英语厉害多了。英语不让考了，考奥数的人会不会更加多？”

　　家长们还担心星级考会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据悉，原“通考办”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水平测试中心”而继续运作下去。对此，原通考办相关人士表示，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水平测试中心主要处理原先通考办的善后事宜，例如2011年12月份的星级考试，还有少数考生报了名但还没有轮到考试，这些考生的考试安排在今年1月进行。他们考完后不会再有新的星级考试，也不接受报名。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表示，如果上海外国语大学希望把这个考试继续进行下去，必须要重新上报相关部门进行手续申报，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但即使上报，市教委也坚决不会批准。

　　其实，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教育培训甚至是以低幼儿童或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培训活动，不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或备案，只需在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登记注册即可。上海市教委坦言，目前社会机构组织的一些面向小学生的培训并未向上海市教委申报，也未经过上海市教委有关部门的审批，包括“数学大王”、“小机灵杯”、“中环杯”、“春蕾杯”、“希望杯”等20余种，涉及阅读、数学、英语、计算机、写作等。只要是合法经营，有关部门也难以“叫停”。

　　教辅暴利？

　　国民对于教育的“空前热情”，除了让培训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外，也让教辅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奇葩。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说：“教辅的利益链涉及学校、教师、教材编撰者、出版机构、教学机构经营者、各种中介组织等，其中有些是公开的活动，有些则是若明若暗的，并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机构、活动混杂在一起，真假难辨。”

　　据悉，201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达370亿元，其中教辅类图书的销售码洋约占10%，利润却占整个图书市场的60%。在微利的图书市场，教辅书堪称暴利。

　　去年9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一套教辅材料通过统一征订卖到学生手里至少要经过四个环节。以滁州市为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编写者，然后由出版社出书，再通过新华书店发行进入学校，学校组织征订，最后教辅材料卖到学生手中。发行环节的利润，最高可以达到书价的近一半；一半利润给各个地市县区教育局和各个学校，作为所谓“发行宣传费”，实际上就是回扣。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分社社长倪明对《新民周刊》表示：“教辅经营中的确存在暴利现象，它和天价月饼类似，买月饼的人不吃月饼，吃月饼的人不买月饼。有些教辅书，决定买的人不掏钱，掏钱的人没有权。如果是行政参与规定学生订教辅书，就难免高定价低折扣。”

　　在这期《焦点访谈》播出前一个月，新闻出版总署刚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质量、价格、市场等六个方面明确了规范管理要求。“通知”严禁出版单位采取高定价、低折扣形式推销中小学教辅材料。严禁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在中小学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环节，以拿取回扣、索要赞助等方式违规收取费用。有专家解读，“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控制教育部门插手教辅市场，因为教辅市场各种乱象的根本在于权力寻租和行业垄断。现在教辅发行的关键在于打通市县教育主管部门，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如果消除行政干预，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出版和发行方就要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去一个个公关根本不可能，这样才能形成正常的市场环境，教辅书才能凭质量而不是关系赢得市场。

　　在全国中小学教辅市场占有量排名第五位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算是靠“凭质量而不是关系赢得市场”的一家。作为上海教辅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华东师大的奥数系列始终保持全国之首(累计销量超过1000万册)。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辅分社目前每年出版的教辅书(包括重印)有近千种，“减负”的口号虽然让教辅整体市场开始萎缩，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教辅销量在2011年仍然增加20%，其中，网络销量比2010年翻了一番。

　　“我们不走行政渠道，而是走市场路线。”倪明说，滁州这种现象的确在部分省市存在，但如果完全市场化，教辅的“暴利”也就不存在了。“老师如果自己编讲义出练习卷也很辛苦，他也会选择一本有质量的教辅。教辅不像教材，并不是教育部门指定的，所以要靠质量去吸引读者。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老师可能一学期教两个班，他指定某一本教辅，如果经销商给他每本5元的回扣，他也只是赚几百元而言，这和面临家长投诉的风险相比就太不值得了。而且，如果这本教辅凭质量卖得很好，不需要所谓的‘发行宣传费’，自然减少成本，可以降低定价，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提前的起跑线

　　通用英语星级考的低龄化趋势和教辅火爆现象都已表明，“过度教育”成了当下基础教育的一大问题。过度教育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当前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幼儿园教室里没有玩具和其他教育材料，所教内容却有大量的识字、计算、拼写等，不仅有书面教材，有的幼儿园还配备了作业本，老师不采用游戏和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教学，而是采用了讲授式教学，幼儿端坐静听，课上课下还要进行识字、拼写等训练。

　　被网友称作“最牛愤青教授”的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曾针对目前的孩子教育曾说：“我痛心呀！中国的孩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搞死在起跑线上！”中国家长宁做“虎妈”，也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造就了“起跑线”越来越提前的尴尬现状。

　　为此，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巡视员朱慕菊在“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上指出，过度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可以说是教育体制竞争性的负面影响。“升学率成为教育领域的GDP，这一竞争性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政府部门对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要扭转不良的竞争，政府需要系统地介入和解决，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表示：“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但付诸行动，还会有困惑：校长也不愿教师和学生压力太大，但升学率降低怎么办？教师也不愿让学生太苦，但学生成绩下降怎么办？家长也不愿让孩子太累，但将来上不了好学校怎么办？”

　　长期关注基础教育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指出，当下许多流行的过度教育观念都是源于现实压力。“虽然讲义务教育，哪怕城里学校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是教育资源严重不均造成的。近年来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办学硬件改善了不少，但软件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一边是学校本身的两极分化，是教学资源的愈加畸形的分配，一边讲让家长们放心让孩子就近上学。凡是有点条件的人，都想把孩子送到资源优厚的重点中小学上学，这个‘起跑线’一开始就不是同一条线，社会怎么能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