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边缘化。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这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诸多困难。随着户籍概念和城乡界线的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交往到异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对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依赖特别大，绝大部分重视传统“乡族”关系并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与市民之间缺少互动与对话。这需要社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