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南都特派记者赵炎雄摄

　　“按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今年减税规模不到5000亿是看不到成效的,我相信今年减税规模会比较大,财政收入超收之后再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减税)是可以做到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谈到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难点。他还特别表示,上海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很快就会在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江苏、浙江等地展开,试点推进速度要比外界想象的要快。

　　许善达曾多次提到税改的难点。他认为有三个问题都是未来改革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一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央和地方税收资源分配问题,三是税收和税源的背离。“如果说具体到一些税种的改革,应该说营业税改革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许善达说,目前上海启动的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全国试点的方案是一致的”。

　　减费是有一定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以减完的,还涉及财政开支平衡问题。中央要增加转移支付的量,地方政府就可以多减一点。有一些原因是地方政府确实缺钱,但有一些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减也不减。

　　——许善达

　　降低间接税速度不会太快

　　南都:有很多学者建议新一轮税改就是要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你认为目前上海的营转增税改试点是否能现成效?

　　许善达:降间接税提直接税的比例不是主观上想降想提就可以办到的,它是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间接税比重是不可能低的,直接税比重不可能高。

　　间接税要靠经济发展来逐步降低,1994年税改时,间接税75%,直接税15%。经过了18年发展,间接税63%,直接税28%,每年间接税和直接税比例下调平均大概是0.6%-0.7%。这是个降低的趋势,但降低速度并不快。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间接税比重还会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利润增加。但速度也不会太快,现在营业税转增值税并不是所有税种都改,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进行。5年内每年能降1%就不错了。

　　明年元旦前多个省市将试点“营改增”

　　南都:上海的税改试点何时能进一步推广?

　　许善达:时间很快。国务院的试点方案是全国统一,跟上海一致,包括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江苏、浙江等都在推进试点。有可能最晚明年1月1日之前,如果早的话会提前获得国务院批准。这个速度已经比外界想象的要快。

　　预算报告减税3500亿规模还可再扩大

　　南都:结构性减税提了多年,但为何企业一直抱怨税负过重,丝毫感觉不到税负减轻?你曾经建议要减3000亿税,这个数字从何而来?

　　许善达:3000亿减税的建议是从去年的财政收入来推算的。按照现在的(财政)收入水平,如果减税规模达不到5000亿是看不到成效的。去年减税规模都是百亿元,企业和个人都感觉没有减多少税。只有局部地方如个体户感觉减了一点税,但是总体看规模还是小。

　　我预计今年减税的规模比去年要大得多。在2012年预算报告里面做了3500亿的减税规模,我认为规模还可以再扩大一点。因为还有超收,温总理在讲话中也指出,超收的钱主要用于民生开支和减税。我想如果超收之后再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减税)是可以做到的。今年减税幅度会扩大不少,因为预算已经涵盖了3500亿的规模,再加上一部分超收的钱。我相信今年减税规模会比较大。

　　减费有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减完的

　　南都:企业也反映地方收费项目比税负还重,你也提到过费改税是减税的一大重点,但实施难点在哪里?

　　许善达:减税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费改税。费改税从1998年开始做,目前改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车辆购置费改成车辆购置税,养路费改成成品油的消费税。这个改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费改税要改的内容非常多,地方政府现在收费无法统计,到目前为止,财政部给人大的报告还没包括地方收多少费。

　　减费是有一定难度。不是政府说减就可以减完的,还涉及财政开支平衡问题。中央要增加转移支付的量,地方政府就可以多减一点。有一些原因是地方政府确实缺钱,但有一些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减也不减,存在减税动力从何处来的问题。

　　下一步加大“费改税”力度,把地方收费转为税收,从而纳入监督管理。就是把那些没有纳入税收,应该纳入税收的,都纳入税收的领域。费改税的好处在于收费对象与征税对象是同一主体,收费可以名目众多,人大难以监督,而改成税收后则有法定名录,不能随意开征。

　　个税按家庭征收不适合中国国情

　　南都:个税起征点问题引起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个税如果不按家庭征收是没办法兼顾公平的,你怎么看?

　　许善达:中国的家庭财产关系与国外还是有区别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独立性没有国外强。亲属之间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同家庭,但在财务上的关联特别强。比如一个三口之家往往要承担老人的赡养问题。从法律上说,父母是另外一个家庭,不能算入孩子的家庭成员,如果按法律说,赡养父母是不能扣除,但从道德上来说又是鼓励这种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的做法。所以中国的家庭财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与国外相比差别很大,个税如果按家庭为单位征收,那么统计扣除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我赞成在税法里,给类似赡养老人、赡养亲属承担了社会责任的做法进行鼓励。但是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财务法律关系在中国推进,那问题就更多了。

　　南都特派记者　王晶晶　发自北京

　　●声音

　　“营改增本为减税有些企业税负反高了”

　　南都讯　特派北京记者杨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段祺华提交的提案称,今年高调提出的“营改增”不能一刀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业务量大的服务行业反而亏了。”

　　段祺华是致公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昨日他向南都记者表示,营改增大方向没错,但“一刀切”反而使中大型服务性行业税负加重。他算了一笔账,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服务性行业营业税税率在5%左右。调整之后,销售额未达到500万元的企业采用3%的增值税计税率,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采用6%的增值税计税率。

　　“很多企业在500万的坎上就思虑了,营业额多了反而不讨好。”段祺华说,这与国家鼓励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是相悖的,因此税改不能“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各企业自身的特点,采取增值税与营业税两种计税方式统筹适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战略至少不应该加重纳税人的纳税负担。

　　“建议个税起征点　提高到5000元”

　　南都讯　特派记者陈良军　发自北京　浙江代表团的两位代表昨日都提到个税起征点应该再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把个税法的修正作为一项工作成绩。他认为,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步子迈得还有点小,“为什么不提高到5000元呢?”

　　有相同建议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这位名扬世界的浙商讲了个小故事。

　　前晚饭后,鲁冠球下楼散步,看到代表团驻地的一名保安在风中站岗。

　　他问保安冷不冷。保安说冷。

　　“既然冷,你怎么不穿一双棉皮鞋呢?”

　　这名穿着单皮鞋的保安说,他们的鞋子是自己买的,他没有这么多钱。

　　鲁冠球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这名保安的月工资只有1600元,每个月还要工作30天。

　　一旁的蔡奇有点不相信,问了一句:“是美元吧?”

　　鲁冠球解释:确实是人民币。

　　鲁冠球说,他从这名保安的身上,看到低收入者还是有很多难处,觉得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是不行。

　　“现在浙江,月收入5000元以下都很难生活。稍微好一点的职工,5000元月薪就留不住。”他说,建议人大今年再督促一下,设法把个税起征点在原来提高的基础上,再提高到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