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银行业的研究学者中，郭田勇无疑是较为“高调”的一个。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郭田勇乐于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在公众面前表达独立观点。他的言论在网络上更是被高度关注，拥有上百万微博粉丝，颇有明星范儿。

　　尤其是最近一句“不好意思”引燃了各方对银行业暴利的质疑，也让郭田勇再次成为财经媒体竞相追访的学者。他道出了银行业近年来利润高速增长的秘密。

　　郭田勇说，我国的净息差水平虽不是世界最高，但确实不低。更主要是银行信贷在我国的资金配置中占主导地位，银行的收入是息差乘以信贷投放的规模，近几年每年有着近十万亿元的信贷狂飙。“息差和信贷规模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的高盈利。”银行业高盈利固然与利差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关。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银行高盈利问题要靠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

　　而当媒体一边倒将“银行暴富”的矛盾对准利率市场化改革多年推而不动时，郭田勇并未迎合媒体“口味”。他提出，理论上看，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利差收窄，并导致利润减少。但他担心的是，由于我国银行业准入门槛较高，实现利率市场化后形成相对垄断，再加上我国资金需求刚性较强，导致银行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他说，目前利率市场化不利于银行业持续发展和融资环境改善，利率市场化后有一种情况是银行间恶性竞争，而更可能的情况是形成一个垄断集团，这样企业议价能力更低，不利于资源调配。

　　“所以利率市场化与降低银行准入门槛应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为了防止银行业可能出现的洗牌，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储户的存款进行保护。

　　在郭田勇看来，利率市场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来看应该采取缩利差的方式来削减银行盈利。他指出，在间接融资主导的东亚(如日本、泰国、台湾)，其利差普遍较低，而欧美则相反。“因此，在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格局下，采取单边或双边加减息的方式缩减银行盈利是可行的。所以，未来应该择机选择非对称降息，就是降低贷款利率，维持存款利率不动。”郭田勇说。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最近大家很关心银行业暴利问题，你怎么看？

　　郭田勇：目前，我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在3%左右。具体看，中农工建等国有银行相对低一些，一般在2.5%左右；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普遍高一些，一般在3%以上，有的甚至达到4%-5%。

　　从国际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净息差水平比中国高，如美国、意大利的长期平均净息差为3.98%、3.49%。亚洲国家和地区净利差水平普遍低得多，如日本、泰国的净息差水平分别为2.3%、1.97%左右。显然，中国的净息差水平居中。

　　银行业的盈利是放贷总量乘以利差，这就是美国商业银行息差比中国高，但他们没有暴利的原因。

　　中国证券报：如果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和利率市场化同时推进，对我国银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郭田勇：台湾的利率市场化是与银行业准入放开同步推进的。那时台湾银行竞争非常充分，在银行准入门槛比较低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

　　当台湾利率市场化以后，确实出现存贷差收窄现象，最紧时存贷差收到0.3%，可以说盈利薄如刀片，但是现在稳定在百分之一点几。

　　中国证券报：银行竞争加剧，同时利差又收窄，那银行的盈利无法保证怎么办？

　　郭田勇：利率市场化需要一个回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社会成本较大，所以央行才会非常谨慎。我建议还是通过非对称降息先缩减一下利差。

　　中国证券报：维持固定利差，是不是还存在一个银行“甩包袱”的问题？

　　郭田勇：如果是为了维持银行收入，那农行、工行这些有历史包袱的银行可以理解，而以后新成立的中小银行也搭了便车。所以说“甩包袱”来延缓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值得商榷。

　　中国证券报：现在有人认为不适合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关键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定价机制，你怎么看？

　　郭田勇：这就像小孩在澡盆里学游泳，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想完善利率市场化后的定价机制是不可能的。

　　“息差和信贷规模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的高盈利。银行业高盈利固然与利差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我国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关。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银行高盈利问题要靠资本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