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批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但是，批评的分量和效果却因批评者的身份与时机的选择大相径庭：有的如轻风拂面不痛不痒，有的如遍地撒网泥沙俱下，有的激烈但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批评则为了给出建议，最终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反响，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

　　厉以宁显然属于后者。他最近的批评矛头直接对准了央行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他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尖锐地认为，2011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错过了最佳时机。

　　作为当代中国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有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执教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有些学生已经进入中国决策层，因此他的言论备受市场关注，更让人充满期待。

　　书生误国？

　　3月21日，厉以宁在北大为学员作报告，解读全国两会经济政策热点时说：“联想到去年两会，当时有代表提出尽管通胀很厉害，但货币政策要适度。结果货币政策直到去年第四季度才开始转，这就表明错过了时机，如果第二季度就开始松了，中国经济不会搞成这样子。”

　　他甚至还透露，与会代表直接指责货币政策委员会“书生误国”，到货币很紧的时候，这些书生竟还在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

　　如果持续跟踪厉以宁的言论的话，就会发现他对此轮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的举措，早就有批评，并有自己的政策主张。

　　2011年年末，也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论坛上，厉以宁说：“全世界没见过的，一个月提高一次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认为，这样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给企业造成了伤害。

　　厉以宁分析认为，此轮通货膨胀的来临，不同于以往。上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一紧缩就管用了。而这次通货膨胀，有投资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国际输入性通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这次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他说，我国在货币总量的控制上，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货币流通正常水平可以算出来，但中国不是这个情况。因为中国是双重转型国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农民进入城市并被卷入市场，因为他们在农村不要货币，是自给自足的，现在货币需求量会增大。还有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流通速度没那么快。”

　　厉以宁此番批评，除了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曾经的理论设计者之一，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内在路径的洞察，这显然与目前的货币决策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难怪他批评目前的货币决策是“书生误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