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长安街的黄金地段，12幢风格前卫的高楼，构成了一座被称为“京城最时尚的生活橱窗”的建筑体。这就是一直被赞扬和质疑包围着的建外SOHO。

　　就在一个多月前，演员宋丹丹多次通过微博——这一被中国精英和大众广泛接受的信息分享平台，批评建外SOHO毁了北京城的景色。这位有着强大号召力的电视明星甚至带着恳求的语气揶揄道：“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有一种要犯更年期的感觉。求求您了，别再盖了，爱爱北京吧！”

　　宋丹丹的矛头直指建外SOHO和更多“SOHO”的主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和CEO张欣。曾几何时，这对明星夫妻一度成为中国建筑时尚和高尚生活趣味的引领者。在好友查建英的文字里，他们还被称作“中国最有名的‘土鳖-海龟’组合”。

　　面对这一可能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身为商人的潘石屹以一种示弱的姿态轻松回避；而他的太太则针尖对麦芒，在自己的微博中贴出了另一幢“SOHO”——“望京SOHO”的效果图，请130多万粉丝点评。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欣对此似乎毫不在乎，她在建筑以及建筑对于城市气质的改变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

　　她最近在接受《DOMUS》杂志采访时就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开始SOHO现代城的项目时，北京几乎是清一色的灰……现在来北京，你会发现处处是色彩，却没什么好稀奇的了。这种现象不再是一种突破。但在那个时候，这对于城市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也可以说这样的尝试鼓励了更多的人敢于作出不同的思考。”

　　在身边朋友看来，张欣是一个活在真空里的人，或者说得苛刻一些，她生活在一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有些理想主义的舞台上。

　　如今，这位曾喜欢把发丝染成淡褐色、热衷于谈论“城市灵魂”的女士，已经远离了楼盘、财富和销售数字；她现在的兴趣，是慈善、孩子和微博。

　　她的一些朋友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信仰的力量——张欣6年前皈依了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巴哈伊教；还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她在经历了物质的富足之后，其内在的理想主义的回归。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张欣是幸福的，满足的。

　　1

　　与其说张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说她很真实，很自我。

　　在SOHO中国位于“朝外SOHO”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整个空间以白色为基调，落地窗从天花板直伸到地面，光线将房间照得通亮。宽敞的走廊一侧，摆满了供来访者休憩的咖啡色沙发和白色的桌子，穿着时髦的职员和年轻的外国人不时穿行其间；而在另一侧的落地窗前，有几张即将亮相的新项目设计图，以及几只摇头摆脑的小猪雕塑。

　　整个空间宁静，舒适，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感；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却是一片车水马龙，穿梭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张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今天，她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化的一面，与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她的出身并非豪门望族，虽然祖上在缅甸定居经商多年。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反华热潮，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结婚，成了外文局的两名翻译，之后在1965年生下了女儿。后来，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显露的两种不同信仰而分居。张欣说，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父母最终离婚后，她跟着母亲去了一所位于河南的干校。转了七八次学后才读完小学。

　　在查建英所写的《龟的故事》一文中，描述了张欣小时候的艰辛生活——

　　“她的母亲，一位脾气急躁、工作勤奋的妇女，只要觉得带着女儿不方便，就把张欣寄放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换了很多不同家。张欣说，她小学就转过七八次学。甚至1972年她们母女回到北京后，生活仍然艰难。她回忆那时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每天晚上，我们把字典铺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

　　后来，她自己也回忆说，“那时候尽管在城市，但是生活很穷，每个月分得一些米、面和油，另外每年可获分发一斤鸡蛋和一些水果。但那时没有冰箱，水果不易保存，我们见地面较凉，于是就把水果分开放在地上，每天翻一翻。”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怀有崇高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富足的。

　　1980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国门，14岁的张欣，于是跟着母亲到了香港，那时候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身无分文。母女俩开始在纺织厂流水线上打工。

　　张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白天在位于新蒲岗的工厂打工，晚上念夜校学英文。她后来在采访中坦言，到了香港，一下子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中掉下来，变为一天到晚盘算着做了多少件货赚了多少钱的流水线女工。“但我不觉得苦，人要能屈能伸。大到能看全世界，小到能看清每个点，我这个人的伸缩能力很强。”

　　当然，在香港打工经历，也让她见识了社会下层及新移民挣扎求存的状况，培养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说，“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别的地方，很国际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所以，后来选择与潘石屹结婚，很多人也问为什么，但我就是看到他的特别之处。”

　　她和潘石屹的婚姻还是后话。当时，这个在电子厂担任仓库文员的小姑娘，正在暗恋着夜校里的数学老师。如果不是一个儿时伙伴的偶然到访，张欣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长期定格在了香港。

　　这位儿时伙伴会说英语，上过大学，他告诉张欣：“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美国。”

　　深受震撼的张欣去了英国。当时，她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读了几年英文后，获得一份奖学金并进入了苏塞克斯大学。这所大学云集了众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张欣的左派教授们大都参加过1960年代的运动，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对共产主义怀着一腔浪漫的阐释。张欣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完成了她的经济学本科学业。

　　她说，“欧洲的教育很重视启发，一开始我不习惯。上课时老师总是不断提问题，问了后我回去改了答案，回来后他又问更多，过程中不断启发我的思想。”

　　1991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剑桥是一所充满了浪漫人文主义思想的学府。张欣亲眼目睹教授们如何在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下，安静地探求人类未来的发展。

　　她在剑桥遇到了一批后来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影响的中国学生，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时，她却愿意保留对共产主义的情结，并如饥似渴地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养分。

　　硕士学业还没结束，张欣就被巴林银行相中，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没想到她所在的部门被高盛收购，她阴差阳错地成为高盛一名年轻的分析员。

　　离开高盛后，她加盟旅行者集团，成为一名年薪将近2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1994年5月，她在剑桥的同学张维迎建议她去中国考察一个名叫“万通”的公司。在回国的飞机上，她翻阅万通的资料时，为这家公司“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口号所展现出的奋进精神而感染——在华尔街，她每天和言语粗鲁、嫌贫爱富和不择手段的竞争打交道。而在中国，她发现了一群和她一样有理想的人！她很急切地想要跟这些人见面，当然，她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就在这些人之中。

　　2

　　那时候，潘石屹早已从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的岗位上离开，跟冯仑和一帮朋友在海南炒房地产。

　　1994年的春天，刚刚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冯伦、潘石屹们回到京城，准备大干一场。因为之前潘石屹已在海南得到确切的数据：海南人均住宅面积已到50平米，而北京不足7平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南的泡快破了，北京的地产快火了！”

　　当时，万通正进军银行、证券、保险、通信、服装等多个行业，而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投资冲动下，公司已经不堪重负。潘石屹看出了其中的风险，他希望不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张性投资，而是就在北京做房地产，身为北京万通总经理的他和冯仑发生了战略上的矛盾，而后者，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理性调教。

　　于是，张欣被请到了北京。然后，土鳖老潘和海归小张就认识了。几个月之后，两人居然结婚了。

　　“我们两个人的结合，是最不可想象的。”张欣后来虽然这么说，但她的确从潘石屹身上看到了一种特别之处。

　　老潘眼光独到，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骨子里还有一种农民的狡猾。张欣说，她和潘石屹刚认识4天，他就向她求婚。“他对机会非常敏感。”她笑着总结。

　　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伴侣和商业伙伴的关系。“土鳖”潘石屹对吸引国外投资有一些模糊的想法，而张欣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觉得万通的一切，甚至包括其处在崩溃边缘的商业模式，都很可爱。在她的最初印象中，即使万通那帮人在长江的游船上开董事会，都让她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她发觉，这里的一切，跟尔虞我诈的华尔街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很快，在香港拥有“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的张欣，住进了潘石屹在北京的恩济花园。不过，他们这种“公主和青蛙的爱情故事”才刚刚开始。

　　俩人很快就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爆发了冲突。在《龟的故事》一文中，查建英如此描述：“蜜月旅行期间，他们在去澳洲大堡礁的路上，就发生了激烈争吵。潘石屹对老婆的新马克思主义想法非常生气，因为她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无知、太冷漠了！而从张欣的角度，对潘石屹如此缺乏理想主义也感到震惊。张欣说，1996年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具体到管理文化上，她希望公司能够定期举行员工会议，用民主来管理和解决问题，但潘石屹却认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才是管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一个公司却需要专制，要不然就得乱了套。”

　　经过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之后，张欣从高盛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潘石屹的事业——更严格地说，是她和他的事业。

　　1995年，潘石屹用之前在万通赚到的钱，与张欣共同创立“红石”（3年后改名为SOHO中国）。受日本房地产业发展的启示，他们看到了SOHO式住宅的巨大市场空间，专门满足日益膨胀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需要。

　　潘石屹瞅准了地处快速发展的朝阳区主干道上的一个地块，打算建造一个集公寓和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当时，张欣对到手倒卖的赚钱模式不屑一顾，她决意要走国际路线，而且要施展她的优势吸引大的外国投资者，建造宏大的建筑。然而，就在她努力了2年而即将成功引入外资的时候，却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而告吹。潘石屹大发雷霆，说如果引入国内的小资金，项目说不定早建起来了。这场争吵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张欣飞去了英国疗伤，而潘石屹则赌气去了日本。

　　张欣最终打破了僵局。俩人在电话里进行了长时间沟通，她主动提出自己下岗生孩子，公司的一切都交给潘石屹打理。

　　当然，对“有头脑有想法”的张欣来说，完全撒手不管也不现实。在SOHO现代城开工之前，她负责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国外关系上的决定。1996年，她遇到了一位提出为建筑上色主张的建筑师，双方很快展开了合作。

　　两年之后SOHO现代城落成。那是一批风格简约、时尚的公寓，里面是白墙和原色木地板；在用色上，每一座楼的外立面摒弃传统的灰色，代之以活泼的色调：红、黄、绿、紫。这种清新现代的风格，与竞争对手昏暗、空荡荡的毛坯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香港的《南华早报》采访张欣时，送给她一个美称：“为北京带来色彩的人”。

　　这样的尝试让张欣感到惊喜，也让潘石屹尝到了甜头。凭心而论，重商的潘石屹其实看不起艺术，对时尚更是一窍不通，但张欣的艺术趣味跟他的商业包装需求却是不谋而合的。

　　后来，张欣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总结说：“公司要是按我华尔街的那一套走的话，SOH0中国今天很可能早已经倒闭了。”按她的想法，一定是偏重于资本运作和金融操作，先把战略投资者引进来，上市，而后是国外的基金，等等。而潘石屹常说，张欣的很多关于企业发展路径和重大商业决定的思路最终是“伟大梦想，一脚踏空”，所以才形成了两人目前在公司内部的业务分工格局。

　　张欣负责房地产产品的制作以及与产品制作有关的社会形象，而潘石屹则负责除此之外的重要的商业决定，各有侧重，分工协作。

　　正是有了两人的默契配合，才有了红石公司的从无到有，有了SOHO现代城的空前成功，有了更多SOHO的市场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