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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中国CEO张欣:信仰了 幸福了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05日 13:4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财富堂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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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长安街的黄金地段,12幢风格前卫的高楼,构成了一座被称为“京城最时尚的生活橱窗”的建筑体。这就是一直被赞扬和质疑包围着的建外SOHO。

  就在一个多月前,演员宋丹丹多次通过微博——这一被中国精英和大众广泛接受的信息分享平台,批评建外SOHO毁了北京城的景色。这位有着强大号召力的电视明星甚至带着恳求的语气揶揄道:“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有一种要犯更年期的感觉。求求您了,别再盖了,爱爱北京吧!”

  宋丹丹的矛头直指建外SOHO和更多“SOHO”的主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和CEO张欣。曾几何时,这对明星夫妻一度成为中国建筑时尚和高尚生活趣味的引领者。在好友查建英的文字里,他们还被称作“中国最有名的‘土鳖-海龟’组合”。

  面对这一可能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身为商人的潘石屹以一种示弱的姿态轻松回避;而他的太太则针尖对麦芒,在自己的微博中贴出了另一幢“SOHO”——“望京SOHO”的效果图,请130多万粉丝点评。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欣对此似乎毫不在乎,她在建筑以及建筑对于城市气质的改变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

  她最近在接受《DOMUS》杂志采访时就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开始SOHO现代城的项目时,北京几乎是清一色的灰……现在来北京,你会发现处处是色彩,却没什么好稀奇的了。这种现象不再是一种突破。但在那个时候,这对于城市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也可以说这样的尝试鼓励了更多的人敢于作出不同的思考。”

  在身边朋友看来,张欣是一个活在真空里的人,或者说得苛刻一些,她生活在一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有些理想主义的舞台上。

  如今,这位曾喜欢把发丝染成淡褐色、热衷于谈论“城市灵魂”的女士,已经远离了楼盘、财富和销售数字;她现在的兴趣,是慈善、孩子和微博。

  她的一些朋友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信仰的力量——张欣6年前皈依了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巴哈伊教;还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她在经历了物质的富足之后,其内在的理想主义的回归。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张欣是幸福的,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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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张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说她很真实,很自我。

  在SOHO中国位于“朝外SOHO”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整个空间以白色为基调,落地窗从天花板直伸到地面,光线将房间照得通亮。宽敞的走廊一侧,摆满了供来访者休憩的咖啡色沙发和白色的桌子,穿着时髦的职员和年轻的外国人不时穿行其间;而在另一侧的落地窗前,有几张即将亮相的新项目设计图,以及几只摇头摆脑的小猪雕塑。

  整个空间宁静,舒适,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感;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却是一片车水马龙,穿梭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张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今天,她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化的一面,与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她的出身并非豪门望族,虽然祖上在缅甸定居经商多年。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反华热潮,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结婚,成了外文局的两名翻译,之后在1965年生下了女儿。后来,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显露的两种不同信仰而分居。张欣说,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父母最终离婚后,她跟着母亲去了一所位于河南的干校。转了七八次学后才读完小学。

  在查建英所写的《龟的故事》一文中,描述了张欣小时候的艰辛生活——

  “她的母亲,一位脾气急躁、工作勤奋的妇女,只要觉得带着女儿不方便,就把张欣寄放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换了很多不同家。张欣说,她小学就转过七八次学。甚至1972年她们母女回到北京后,生活仍然艰难。她回忆那时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每天晚上,我们把字典铺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

  后来,她自己也回忆说,“那时候尽管在城市,但是生活很穷,每个月分得一些米、面和油,另外每年可获分发一斤鸡蛋和一些水果。但那时没有冰箱,水果不易保存,我们见地面较凉,于是就把水果分开放在地上,每天翻一翻。”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怀有崇高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富足的。

  1980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国门,14岁的张欣,于是跟着母亲到了香港,那时候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身无分文。母女俩开始在纺织厂流水线上打工。

  张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白天在位于新蒲岗的工厂打工,晚上念夜校学英文。她后来在采访中坦言,到了香港,一下子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中掉下来,变为一天到晚盘算着做了多少件货赚了多少钱的流水线女工。“但我不觉得苦,人要能屈能伸。大到能看全世界,小到能看清每个点,我这个人的伸缩能力很强。”

  当然,在香港打工经历,也让她见识了社会下层及新移民挣扎求存的状况,培养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说,“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别的地方,很国际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所以,后来选择与潘石屹结婚,很多人也问为什么,但我就是看到他的特别之处。”

  她和潘石屹的婚姻还是后话。当时,这个在电子厂担任仓库文员的小姑娘,正在暗恋着夜校里的数学老师。如果不是一个儿时伙伴的偶然到访,张欣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长期定格在了香港。

  这位儿时伙伴会说英语,上过大学,他告诉张欣:“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美国。”

  深受震撼的张欣去了英国。当时,她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读了几年英文后,获得一份奖学金并进入了苏塞克斯大学。这所大学云集了众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张欣的左派教授们大都参加过1960年代的运动,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对共产主义怀着一腔浪漫的阐释。张欣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完成了她的经济学本科学业。

  她说,“欧洲的教育很重视启发,一开始我不习惯。上课时老师总是不断提问题,问了后我回去改了答案,回来后他又问更多,过程中不断启发我的思想。”

  1991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剑桥是一所充满了浪漫人文主义思想的学府。张欣亲眼目睹教授们如何在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下,安静地探求人类未来的发展。

  她在剑桥遇到了一批后来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影响的中国学生,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时,她却愿意保留对共产主义的情结,并如饥似渴地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养分。

  硕士学业还没结束,张欣就被巴林银行相中,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没想到她所在的部门被高盛收购,她阴差阳错地成为高盛一名年轻的分析员。

  离开高盛后,她加盟旅行者集团,成为一名年薪将近2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1994年5月,她在剑桥的同学张维迎建议她去中国考察一个名叫“万通”的公司。在回国的飞机上,她翻阅万通的资料时,为这家公司“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口号所展现出的奋进精神而感染——在华尔街,她每天和言语粗鲁、嫌贫爱富和不择手段的竞争打交道。而在中国,她发现了一群和她一样有理想的人!她很急切地想要跟这些人见面,当然,她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就在这些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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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潘石屹早已从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的岗位上离开,跟冯仑和一帮朋友在海南炒房地产。

  1994年的春天,刚刚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冯伦、潘石屹们回到京城,准备大干一场。因为之前潘石屹已在海南得到确切的数据:海南人均住宅面积已到50平米,而北京不足7平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南的泡快破了,北京的地产快火了!”

  当时,万通正进军银行、证券、保险、通信、服装等多个行业,而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投资冲动下,公司已经不堪重负。潘石屹看出了其中的风险,他希望不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张性投资,而是就在北京做房地产,身为北京万通总经理的他和冯仑发生了战略上的矛盾,而后者,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理性调教。

  于是,张欣被请到了北京。然后,土鳖老潘和海归小张就认识了。几个月之后,两人居然结婚了。

  “我们两个人的结合,是最不可想象的。”张欣后来虽然这么说,但她的确从潘石屹身上看到了一种特别之处。

  老潘眼光独到,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骨子里还有一种农民的狡猾。张欣说,她和潘石屹刚认识4天,他就向她求婚。“他对机会非常敏感。”她笑着总结。

  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伴侣和商业伙伴的关系。“土鳖”潘石屹对吸引国外投资有一些模糊的想法,而张欣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觉得万通的一切,甚至包括其处在崩溃边缘的商业模式,都很可爱。在她的最初印象中,即使万通那帮人在长江的游船上开董事会,都让她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她发觉,这里的一切,跟尔虞我诈的华尔街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很快,在香港拥有“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的张欣,住进了潘石屹在北京的恩济花园。不过,他们这种“公主和青蛙的爱情故事”才刚刚开始。

  俩人很快就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爆发了冲突。在《龟的故事》一文中,查建英如此描述:“蜜月旅行期间,他们在去澳洲大堡礁的路上,就发生了激烈争吵。潘石屹对老婆的新马克思主义想法非常生气,因为她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无知、太冷漠了!而从张欣的角度,对潘石屹如此缺乏理想主义也感到震惊。张欣说,1996年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具体到管理文化上,她希望公司能够定期举行员工会议,用民主来管理和解决问题,但潘石屹却认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才是管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一个公司却需要专制,要不然就得乱了套。”

  经过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之后,张欣从高盛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潘石屹的事业——更严格地说,是她和他的事业。

  1995年,潘石屹用之前在万通赚到的钱,与张欣共同创立“红石”(3年后改名为SOHO中国)。受日本房地产业发展的启示,他们看到了SOHO式住宅的巨大市场空间,专门满足日益膨胀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需要。

  潘石屹瞅准了地处快速发展的朝阳区主干道上的一个地块,打算建造一个集公寓和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当时,张欣对到手倒卖的赚钱模式不屑一顾,她决意要走国际路线,而且要施展她的优势吸引大的外国投资者,建造宏大的建筑。然而,就在她努力了2年而即将成功引入外资的时候,却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而告吹。潘石屹大发雷霆,说如果引入国内的小资金,项目说不定早建起来了。这场争吵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张欣飞去了英国疗伤,而潘石屹则赌气去了日本。

  张欣最终打破了僵局。俩人在电话里进行了长时间沟通,她主动提出自己下岗生孩子,公司的一切都交给潘石屹打理。

  当然,对“有头脑有想法”的张欣来说,完全撒手不管也不现实。在SOHO现代城开工之前,她负责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国外关系上的决定。1996年,她遇到了一位提出为建筑上色主张的建筑师,双方很快展开了合作。

  两年之后SOHO现代城落成。那是一批风格简约、时尚的公寓,里面是白墙和原色木地板;在用色上,每一座楼的外立面摒弃传统的灰色,代之以活泼的色调:红、黄、绿、紫。这种清新现代的风格,与竞争对手昏暗、空荡荡的毛坯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香港的《南华早报》采访张欣时,送给她一个美称:“为北京带来色彩的人”。

  这样的尝试让张欣感到惊喜,也让潘石屹尝到了甜头。凭心而论,重商的潘石屹其实看不起艺术,对时尚更是一窍不通,但张欣的艺术趣味跟他的商业包装需求却是不谋而合的。

  后来,张欣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总结说:“公司要是按我华尔街的那一套走的话,SOH0中国今天很可能早已经倒闭了。”按她的想法,一定是偏重于资本运作和金融操作,先把战略投资者引进来,上市,而后是国外的基金,等等。而潘石屹常说,张欣的很多关于企业发展路径和重大商业决定的思路最终是“伟大梦想,一脚踏空”,所以才形成了两人目前在公司内部的业务分工格局。

  张欣负责房地产产品的制作以及与产品制作有关的社会形象,而潘石屹则负责除此之外的重要的商业决定,各有侧重,分工协作。

  正是有了两人的默契配合,才有了红石公司的从无到有,有了SOHO现代城的空前成功,有了更多SOHO的市场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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