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Judy）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底特律，由单亲妈妈抚养成人。幼年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朱迪依然靠奖学金完成大学学业，并在70年代加入福特汽车公司。开始的时候，他的薪水是每小时5美元。

　　“5美元虽然不算多，但是也可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了。”朱迪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福特的理念曾是让汽车工人也能买得起车，汽车工人也一直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经历过汽车业的重组和改造，现在新加入福特的职工每小时也才只有15美元，对于他们来说，中产阶层的生活不再是汽车工人理所应当享有的了。贫富的分化，汽车工人感受颇深。

　　在过去30年里，贫富分化在美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绝大部分增长的财富由最上层的0.1％人群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塞斯（Emmanuel Saez）收集的资料显示，在1975年最上层的0.1％人群拥有全民收入的2.5％，但是到2008年，这一数字翻了近4倍，达到10.4％。

　　根据经济政策学会（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的数据，在1978年企业CEO的收入平均是工人的35倍，而在2007年，CEO的收入是工人平均的277倍。去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席卷全美，在众多阶层引发共鸣，凸显了美国社会对贫富分化加剧的强烈不满。

　　“美国社会现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正在经受着严重的挤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erey Sachs）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到了某个时刻，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国会制定的政策不再为公众服务。”

　　越来越多的数据证明，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社会不仅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而且贫穷阶层跨越出身跻身富裕阶层的机会——也就是“美国梦”实现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

　　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State of Working American 的数据，上层的10％最富有美国人几乎占据了自1979年以来2/3的收入增长，而最上层的1％人群占据了收入增长的38.7％。不过过去30年的贫富分化加剧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总是必然。在1947年到1973年间，经济不仅快速增长，而且财富在各阶层间也得以较平均地分配。最穷的20％和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都有快速的增长，而且中间阶层也迎来了同样的增长速度。但是从那以后，平均生活水平增长开始放缓，尤其是在1995年后，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但是并未能够在整个社会阶层创造共同的财富。

　　“在过去30年中，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波士顿基金会主任凯恩（Charlotte B. Kahn）对本报表示，“工业化和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使得机器在生产中的成分大为增加，而且很多工作机会被移往海外，这使得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但是CEO和其他商界精英的收入却迅猛增加。这是造成贫富分化加剧非常重要的原因。”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里德曼（Carola Frydman）和美联储的莫洛伊（Raven E. Molloy）分析了1936年以来的资料，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趋势：美国大企业高管收入在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比较平稳，但是自从70年代开始了快速的上升。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时期。

　　迪安食品（Dean Foods）是美国一家领先的牛奶加工厂。在70年代，其CEO道格拉斯（Kenneth J. Douglas）过着舒适的生活。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的年收入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他搬家到了芝加哥郊外有四个卧室的独立屋，他参加了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公司还给他配置了一辆凯迪拉克。对于道格拉斯来说，挣的钱已经足够多。实际上，他有时候会拒绝公司给予的加薪机会，他认为挣太多的钱对于公司的士气和道德上来讲都是不好的。

　　而在40年后，迪安食品总裁英格斯（Gregg L. Engles）的年收入是1000万美元，是道格拉斯的10倍以上。和其他大多数美国大公司CEO一样，他过着豪奢的生活，住宅价值达600万美元，并且在科罗拉多有个面积超过64英亩的农场。他属于4个高尔夫俱乐部，当英格斯出行的时候，他乘坐专门为他配备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飞机。

　　但从70年代开始，工人的收入停滞不前。仍以迪安食品为例，尽管CEO的工资上涨了10倍以上，但工会组织的工人收入实际上出现了下降。那些在生产线上，分装、打包牛奶的小时工的收入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上下降了9％，现在是每小时23美元。

　　与此同时，和40年前一般CEO 对于过分高薪有所顾虑不同，现在的高管对于巨额薪酬当仁不让，甚至有些使企业陷入危机的CEO也都携巨款挂冠而去。他们的行为，也使社会对这种无所顾忌的贪婪感到愤怒。

　　美林前CEO奥尼尔（Stan O’Neal）2007年10月被迫辞职时，获得期权和股票共值1.615亿美元；AIG前CEO沙利文（Martin Sullivan）在成为所有人头痛的问题时于2008年被迫离职，依然拿到了4800万美元的奖金；2008年，通用公司危机正盛，现金流几近枯竭，CEO瓦格纳（Rick Wagoner）拿到的上年奖金、股票、期权和工资总额是1440万美元……而现在底特律新工人的小时工资已经降为15美元，且没有各种退休的福利。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能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

　　越来越远的美国梦

　　长久以来，美国一向被认为是“机会的国度”——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出身如何，你总是有机会实现你的梦想。“美国梦”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跨越其出身阶层，向社会的上层攀登。亨利·福特做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做到了，克林顿做到了，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可能做到。一般都认为，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要超过阶级分化较严格的欧洲。然而，如今赤裸裸的现实是，由于过去30年中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些出身富裕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到提升自己，而出身贫穷的孩子很有可能成年后依然贫穷。

　　近年来最少五个大型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实际上更缺乏流动性。瑞典大学的Markus Jantti所做的调查发现， 42％出身在社会收入底层的美国男性成年后还处在原先的阶层，相反那些传统上认为是阶级区分严重的国家——如丹麦和英国，这一数字则为25％和30％。

　　同时，只有8％处在社会底层的美国人，最终跻身社会阶层顶端的1/5人群，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人有12％，丹麦人有14％。尽管美国经常被认为是较少社会阶层分裂的国家，但实际上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面对更多系统性的不利因素，难以向社会上层攀爬。如Pew Charitable Trusts的研究显示，62％出身在社会上层五分之一领域的美国人，成年后仍属于上层的五分之二人群。同样的65％出身在社会底层五分之一的人，成年后依然处于底层的五分之二领域。

　　“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本来相对于欧洲国家就要覆盖面低，这对于社会底层就已经相当不利。”萨克斯指责美国的政策，比如税收政策，对于富人的倾斜使得本来就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更难向上进取。

　　“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萨克斯说，“但是如果你来自于工人家庭或者是贫穷家庭，能够上大学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美国左翼自由派人士长久以来对于日益增强的贫富分化感到担忧，人们担忧过度集中的财富不公平地降低了社会大众的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利。富有的家庭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私立学校教育，通过竞选广告和政治捐赠来获取政治上的权利，从而使得国家政策更倾向于富有阶层。这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关注。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Alan Krueger）日前在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演讲中指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就越低，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状况就越被其父母的阶层所决定。他为美国中下阶层描述了一个灰暗的图景：到2013年美国会比现在更缺乏流动性，美国将会成为这样的地方——孩子的经济前景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出身的阶层所决定。

　　朱迪在福特工作30多年，虽谈不上富有，但是也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

　　“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只要你努力，未来的生活会变好，你可以提升自己。”朱迪说，“但是现在，年轻人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