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汤景泰副教授

　　(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

　　自《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其中新增或修改条例不少都引发了热烈讨论甚至质疑。特别是草案第46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由于该条特别提到了音乐制品，并且明确录音制作者在“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条件下即可使用其作品，结果许多音乐人都对此表示出特别不满，并且多数讨论者都认同某著名音乐人的看法，即“新草案是在变相鼓励盗版、损害原创者利益。”一时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几欲陷入人人喊打之境。

　　但认真分析该草案具体规定，并结合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案例来看，舆论指责并非言之凿凿。有网友认为，“修改草案第46条的适用，不能单独理解，应结合修改草案第48条、50条、59条理解和适用，互相制约。”一些微博上经加V认证的律师也在支持加强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指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相关规定“符合一般惯例，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我国《著作权法》早规定了。”另外，有记者搜集了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案并采访了海外律师，发现类似规定其他国家也有。从已有证据来看，《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广受诟病的“亲盗版而伤原创”，实属舆论误读。

　　被舆论误读，《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非孤案。近年来，不少热点事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后，才发现原来舆论是被蒙蔽了双眼。例如，被认为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标志性事件的南京“彭宇案”就是典型。其它如所谓医院“八毛门”、“进境200元奶粉须缴税”等，也全系误读。误读不断涌现，并不能苛责舆论本身。因为舆论并非一贯正确，误读发生就如人际交往中的误解一样，实乃无可避免。公众的解读依赖于他们掌握的信息，在当今我们努力推动信息公开的形势下，其实是公众信息掌握不充分的现实。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公众信息掌握程度受限，误读自然难免。另外，即便信息充分公开，误读也是难免。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在改革进程中，各利益团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读，也属自然。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舆论误读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因而需要重要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舆论误读，降低其风险。

　　信息充分公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信任状态，是减少舆论误读的有效措施。但是回顾已有案例，面对舆论误读，涉事主体出于各种难以明言的考虑，往往选择沉默，任凭舆论喧嚣，结果却是放大了误读风险。“彭宇案”被误读了6年，迟至今年年初主管部门才揭示当时真相，但该事件却已贻害无穷。对于出于利益考量导致的误读而言，建立合理合法的利益博弈机制，也是避免因舆论压力而朝令夕改的有效应对之道。就如此次《著作权法》的修改，众多音乐人的质疑其实是利益表达的一种形式，这对于该草案的完善无疑大有裨益。总而言之，对于舆论误读，及时应对、妥善利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