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4月9日在温州表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这是概括性表述，没有指出温州金融改革的未来具体指向。没有人能够知道，市场是摸索出来的，不是官员或者监管者指定出来的。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又一次考验。此次改革与上调或者下降存款准备金率等技术手段不同，改的是基本资源的配置方法，这是中国金融业的又一业的又一次根本改革。目前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中国转型期必须要寻找到相匹配的市场化融资方式。

　　围绕温州金融改革，有三大疑问。

　　第一，利率市场化会不会增加垄断？

　　有人担心，由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卡住金融市场的咽喉要道，在融资、网点等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放开利率浮动区间，大型金融机构将凭借优发优势加强垄断地位。这样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不放行民间金融，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垄断利益格局，放开民间金融或者利率市场化，垄断溢价竞争将在大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不可能落到中小金融机构的头上。

　　小贷企业有自身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竞争对象不是大型金融机构，而是同类机构以及以往泛滥于地下的灰色金融。小贷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赢利模式与大中型金融机构不同，小贷企业服务的是当地小微企业，利用的是对当地信用熟悉背景下的成本优势。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的一味上浮，而是根据企业的信用上浮或者下调利率。

　　中国的金融已经形成严密层级，最上层级是大型金融机构，中间是各地商业银行，下层是小贷企业、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各地商业银行大举扩张，趋向与大型商业银行同质竞争，而小贷公司等面向当地小微企业，目前小贷公司5000亿左右的融资额是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真实写照，与2011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相比，属九牛一毛。当然，温州完全可以通过产业基金、天使基金等方式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小贷公司并非惟一出路。

　　第二，增加牌照后会不会增加小贷公司困境？

　　目前担任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董事长的张化桥先生有此担忧。按照张化桥的理解，中国有2000多个县，4000多个小额贷款公司，意味着平均每个县级单位有2个小额贷款公司。他愤愤的说到，再过两年，中国小额贷款行业很可能会有10万张牌照。“这是很悲哀的。出现了很多很多弱不禁风的，很低效率的阿斗是没有用的，这对行业是致命性的打击。”当小额贷款行业增多后，竞争激烈了，回报率却差了。回报率差了，大家就会做坏事抄近路去弥补，弥补监管和政策措施导致的回报率下降。因此，市场不需要更多的小贷公司牌照，而需要更多的市场化政策。

　　小贷公司身绑数道绳索，在歧视下或走向旁门左道，或者茍延残喘。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小贷公司壮大之后化蛹为蝶的控股权旁落，小贷公司的高额税收，都是政策歧视的产物，而不是竞争带来的结果。小贷公司背负的红字、身存环境恶劣并不是因为竞争者过多，而是被塞进狭小的空间内无法正常生长。无论是票号、钱庄还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民营银行黄金期，竞争激烈从未妨碍金融机构的成长，最后击垮金融业的是实体经济的崩溃、恶性通胀和官商勾结、软弱的政府向外资银行输诚。

　　第三，放开民间金融后会不会更趋混乱？风险更难控制？

　　确实有前车之鉴。在2000年前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大讨论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提出，“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民营银行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吗？”20世纪80年代我们银行业就开始对民营资本开放，成立了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最终酿成了巨大风险。此次讨论后，中国走上了以剥离、注资、上市的大中型银行市场化改革路径。

　　稳定大银行、通过证券市场向大银行输血并不意味着市场化，而意味着风险的转嫁，而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如尼罗河般定期泛滥，一再提醒我们，闭目塞听将民间金融扫地出门并不会减少风险，相反会造成风险不受控制集中爆发。与其实行鸵鸟政策，不如直面现实，将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实现阳光化与规范化发展。

　　中国小微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温州改革会给出答案，可能是完备的股权投资链条，可能是小型金融集散市场，可能是无数小贷公司，总之，不可能是号召或者行政命令下的产物。

　　金融业要减少管制，实行关键管制，要鼓励民营，让市场说话，围绕温州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疑问，只有通过市场选择，才可能一一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