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201205期封面

　　有人说是笔债，不要总欠着别人；有人说是张罚款单，开出去人家总会回报；还有人说，人情是润滑剂、腐蚀剂，一些官员就栽在了这上面。要不要欠，要不要还，尽管内心在挣扎，但最后还是一来二去、攀一点人情才好。

　　其实，人情哪有那么复杂，简言之，不过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情本无罪，中国人历来重情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生活在人情的周遭，自然没有寒冷的道理。

　　然而，如今的我们是怎样异化了人情？功利、贪婪、投机……变异变质的人情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人与人的观感越加沉重与复杂，却逃不出这座围城。要找回社会的和谐，首先要找回人们内心的和谐，让我们体会人情，还原人情，唤醒人情。

　　人情里的中国人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中国的人情文化

　　“我做生意，找客户，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有过交情的朋友，因为彼此了解熟悉，对对方放心。如果按照黄页电话薄上的单位打电话或者上门联系，100个能成一个就不错了，而且要打很长时间的交道才能成交。”在上海郊县开厂多年的老板陈明告诉记者，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大多在长三角地区，为了维护这些老客户，他逢年过节都要提前给他们送礼物，封红包，请在一起聚聚。“在中国哪里都一样，因为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做什么都讲究个熟人关系，找熟人好办事呢。”

　　苏州大学教MBA的张方华老师告诉记者：他的一名学生曾经说，来读MBA的同学大多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他来读MBA的主要目的就是来拉关系。虽然读书要花一大笔钱，但他觉得值。这名学生还无意中得意地透露，他的学费已经在上学期间赚回来了，因为他和读MBA的同学谈成了一笔生意。

　　近年来，中央党校针对民企老板的短期培训班办了多期。一项调查显示，“结交朋友”被许多老板学员视为收获之一，因为“以后到外地办事就有熟人了”。另一项调查共调查了70位企业家，在回答“您最看重哪种性质的组织或者聚会”的问题时，有62%的企业家选择了“看重与经济利益有关的聚会”。这样的“人情”交往背后写着的是“利益”二字。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的就产生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以人为中心及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突破了血缘关系，将非亲属也纳入自己的交往范围和圈子，形成‘熟人社会’，更通俗的讲就是‘小圈子’社会。而‘熟人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光伟说，“由于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对处于转型期的人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使得人情关系之风盛行。”

　　人情是生活哲学

　　《红楼梦》里有一句“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话曾被许多人欣赏，就是让人“通晓待人处事的方法”。而现实生活中，能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今年2月17日凌晨，年仅45岁的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所内自缢身亡。来自当地司法系统的消息显示，苏力的死因很可能与计划建设的涂料工业园有关。“涂料老板们已经交了一部分土地订金，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仍办不成厂，苏力自己觉得没脸回老家见人。”一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作为从广东顺德出来的干部，苏力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说服了“涂料之乡”顺德的100多家涂料企业落户该工业园区。据顺德一名与苏力相熟的知情人士透露，顺德企业家做生意是很看人的，能够把这么多家涂料企业拉到韶关，除了韶关的土地便宜具有吸引力外，说明这些顺德企业家信任苏力。3年过去了，到现在涂料企业进驻工业园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带给企业的损失让重视乡情的苏力倍感压力。

　　在苏力眼里，人情就是面子。他凭借老乡关系和区委书记的面子拉来了投资商，却在政策困境中没有为人家办成事，失去了面子，人情压力之下的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曾经讲过一个段子：开车违章，恰逢熟人“卖个面子”，省下了50元罚款；回头“买个面子”，安排熟人亲戚进公司上班，那人根本不适合这个岗位，自己还不得不付出薪水两万余元。而这样的困境，不少人都会遇到。面子，在中国是一种混合了交情、认可、信用、自尊、声誉当然还包括尊严的特殊标签。

　　人情需要载体，那就是送礼、饭局和办事。

　　苏州某高校的毛老师告诉记者：“苏州的教育资源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孩子一般都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但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流学校，就得跨区域上学，这时就要托关系找熟人帮忙，虽然择校费还是免不了，但是不托熟人关系，就是拿钱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托熟人找关系，空着手肯定不好意思，摆下饭局请人家吃饭那是最基本的程序，送礼更是少不了的。托了关系，就欠了人情，以后人家有什么事情找到你，你自然就不好拒绝。”

　　“有一次，一位国外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餐馆里会有包房？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实在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向他解释清楚中国的人情法则。”一名广东的企业家说。外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饭局要设在包房里，全世界任何一家西餐厅都没有这种概念。熟知内情的人指出，顾客对包房市场需求的根本动因，显然逃不开人情的作用：首先，包房是一个相对私密的场所，在包房里谈的事情，大部分与人情交易相关。桌面上谈规则，桌面下谈人情；其次，包房与大厅相比，象征着一种身份的区分，更是人情来往中“面子”因素的直接反映；第三，包房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把双方暂时划定在同一个特殊的圈子内。

　　而公关公司和礼品公司皆是中国式人情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殊行业。据了解，在礼品行业，90%以上的订单皆来自于各层面的“商务赠礼”。

　　当然，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试图努力达到“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上海的陈明告诉记者，他虽然生意上合作多年的伙伴基本上都是熟人关系，但他不会通过同学去找同学的老板合作，“因为一旦出现生意上的纠纷和催要欠款的事情，同学就会很难办。通过同学去找他的老板，会让他的老板觉得我和同学之间有什么交易，而本来就没什么交易，这会影响同学在老板心目中的看法，让同学处于尴尬的位置。而绕过同学去找他的老板，又会让同学觉得我甩开了他，使得他没面子。所以我宁可不做，也不愿意破坏同学关系”。精明的上海人能准确地把握生意和人情面子的界限。

　　人情的冷与暖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其妻兄周云所杀。官方称，周云多次要求王伟国将其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但被拒绝，就对王伟国产生报复念头。

　　周云为什么会给王伟国提出一个一般人看来很难办的事情呢？无非是因为他觉得作为副市长的妹夫应该给他这个面子和人情，所以才会找上门来求助。而当年王伟国结婚时，只是一般普通人员，又据说出身农家，周云对他并不感冒。

　　一些掌权者在位时，逢年过节拜年的人可以踏破门槛，家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一旦退位，甚至有的在快退休的时候，就会“门前冷落鞍马稀”。不少官员在退休后感叹“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凉”。一些落马贪官可能更能体会“人情冷暖”的真实含义。河南省西平县原县委书记王廷军因受贿入狱后痛悔道：“当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我双手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给我送钱的人所谓的‘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假如我不是县委书记，我手中没有他们所期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还会与我‘礼尚往来’吗？他们为什么不把钱送给那些急需用钱的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呢？那些为了一时之利在我面前极尽奉承谄媚的人，在我出事后没有几个能来看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权力，贫富转换之间也不时让人领略人情冷暖。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墩头镇的孙启勤，买体育彩票中奖500万元，送给亲戚、朋友、同事共30万元，花10万元给亲属买了8份保险，并创办了一个农民休闲娱乐场所。听说孙启勤发了财，不少关系户前来游玩，大多白吃、白拿，让孙启勤血本无归。可当他向以前经常到山庄来吃喝的朋友们开口借钱时，这些朋友都以各种理由回绝。无奈之下，孙启勤又回家跟兄妹商量，同样没有结果。巨大的落差使得孙启勤失望之余愤怒地说：“我再有400万的话，任何人别想要，用不到我1分钱。”郁闷的孙启勤随后患上了癌症。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为王廷军、孙启勤的遭遇做了最好的注脚。

　　人情围城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人情是债？

　　2012年的3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的天空终于升起了久违的太阳。在这样的天气里，成都人一般都心情舒畅，但苏由庆却很郁闷，因为他要去一个朋友家还一个人情。

　　去年苏由庆的孩子考上大学，请了这个朋友，人家送了400元的礼金，而3月10日是这个朋友的生日，请了他，他必须得去。“如果不去，交情就可能就此终止。‘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送了400元，我得送600元，不能比400元少，人嘛，还有个面子问题呢。” 苏由庆苦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才过两个多月，他就已经送出去了3个红包，加上今天这个就是1400元了。

　　苏由庆买红包的干杂店老板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卖出去了600多个红包，生日红包、升学类红包、贺年红包居多，“人情往来嘛”，干杂店老板已经见惯不惊。而成都市下辖的县级崇州市的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去年他送出去的人情红包在2000元以上，一般的人情是200元，关系比较近的至少是400元，“少了拿不出手啊”。而他的正常月收入不到3000元。

　　人情往来形成的经济负担让一些人备受煎熬。

　　大年初三赵天伟就提前从哈尔滨老家赶回了工作地安徽省合肥市。“再在老家待上几天，恐怕真的要借路费回来了。”赵天伟一脸苦笑。“长辈、晚辈都要给红包，家里要办年货，走亲戚要带礼品，同学聚会，请客吃饭……总之就是离不开人情两个字。”赵天伟感慨道，过年回家花费近2万元。

　　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1336人参与)，93.7%的受访者认为“送礼就是送钱”，人情风给青年带来很大负担。17.7%的人表示自己经常送礼物，50.7%的人有时送礼，仅31.5%的人很少或从不送礼。天津市民张凯认为，现在送礼都是越精美越好，否则要被人笑话。而北京市民何艳波说，当下送礼风气太盛行了，求职送礼，升职送礼，升学送礼，择校送礼，连孩子上幼儿园也要给老师送礼……一般物品人家还不愿意要，巴不得直接送钱最好。

　　“在人情上付出的成本费用有多少？根本没办法统计具体数字。一是有些东西实在不便透露，二是很多是隐性的、分散的，算不清楚。”在西部地区从事咨询行业的范老板告诉记者，“我们大概估计，用于维护各种人情关系的支出，占到了公司成本的30%以上！”

　　范老板介绍说，咨询行业是一个对客户关系倚重较高的行业，因为企业咨询与培训，并没有刚性的市场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去游说老板”。于是，与企业的行政、人力资源、企划等部门“搞好关系”，就成为他的公司最重要的成本支出。

　　在人情成本高企的压力下，当公司有了一定名气，有了一批合作比较稳定的客户后，范老板曾经试图削减过这方面的投入。然而结果却是，2010年初，公司项目大幅减少，降幅甚至超过了50%。而纯粹凭实力拿下的项目，价格和利润也明显低于之前的“人情生意”。不得已，范老板只能回头修补之前的关系，才挽回了部分合作。“修补关系”的成本，远比之前的“日常维护”高。

　　拿项目靠关系，进卖场靠交情，甚至在原料采购中，质量和价格也需要人情来保障。人情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有时如果企图不花人情成本，付出的代价则更大。

　　“投桃报李”是现代人心领神会的另一种人情偿还方式。四川商人汪荣遇到了生意上的纠纷，其同学律师祝良帮助他打赢了官司，让汪荣避免了很多损失。但因为同学情面，祝良只收取了很少的代理费。汪荣觉得自己欠了祝良很大一个人情，一直在找机会偿还。祝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汪荣得知后主动把祝良的儿子安排在自己公司里。

　　这样的人情交换在官场也不少见。江苏省委原组织部长徐国健帮助章俊元高票当选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后，章俊元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把徐国健的儿子从科员提拔担任江苏交通产业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在交通系统捞一个肥差比直接受贿百万甚至千万要更实惠。”江苏省人大一名常委曾这样说。

　　人情之殇

　　2012年2月，中组部、人社部出台规定，要公务员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除血亲关系和相关公务活动的回避外，规定还明确了公务员一般不得在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试图让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公务员摆脱人情干扰，更好地履职尽责。

　　出台这样的规定绝非偶然，因为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人情文化传统的社会里，执掌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人情包围。在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时，不少官员会为了人情逾规，有的甚至徇情枉法。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有平就曾说：“从温州市近两年查处的案件来看，不少机关干部都栽在‘熟人’关系上，当讲关系、重人情侵入行政领域，协作共赢便被异化成了结党营私、权钱交易。”

　　四川眉山原副市长余治平因为所谓的人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2年至2009年2月，他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陈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受贿赂300多万元。在悔过书中，余对自己的过错是这样反思的：“我在担任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几年后又任眉山市委常委，一直分管工业。取得一些成绩后，就逐渐忘乎所以，失去了对是非的辨别能力。不拒绝以拜年名义送来钱物的‘礼尚往来’，也不拒绝别有用心的‘兄弟’想方设法对我8小时以外时间的安排。党纪国法在我脑子里几近空白。”“我甚至在会上讲，中国是礼仪之邦，逢年过节表达情意的‘礼尚往来’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中国人具有人情味的特殊表现，非常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算违纪违法。也许是很多人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或者是碍于我副市长的权位，我的这番谬论竟然还得到不少与会者的掌声。”“如果我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担心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

　　而像余治平这样的落马官员不在少数。

　　近年来，中国足坛掀起反腐风暴，刮倒了不少“黑哨”和官员。而“黑哨”开始时就和“人情”有关。

　　有人说，中国足球联赛发展的16年，就是“黑哨”成熟的16年，亦是“黑金”演化的16年。而从1994年职业化开始时，“黑哨”就产生了，不过那时候和金钱的关系并不大，只和“人情”有关。有一些引起争议的判罚，绝大部分是技术上的失误。当时的“黑”主要是吹“人情哨”，裁判平时和某个队或某个教练关系不错，对方有困难找到裁判员“嘴下留情”，裁判抹不开面子，偶尔也放宽了一些执法的尺度。但后来却逐渐演化为给“黑哨”们送路费加土特产，再到整体收受“黑金”数额以千万计。

　　人情的通关秘笈

　　“现如今，在饭局酒桌上，本不认识的人，听说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就拉老乡关系，这是为了向地缘上靠近；在一个学校读过书的，不管年级高低，就向同学校友关系靠近；在部队当过兵的，不管年代隔得多么远，却以战友相称；有的人为了向亲缘关系上靠近，就认干妈干爹干儿干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近关系，有了人情，今后办事方便。”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光伟指出，“中国的‘熟人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潜规则社会’，背景和关系是人情社会的典型话语。‘人情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在这里，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从2004年起，在南方做物业管理的陈老板开始与政府部门合作，承接政府工程的物业管理项目。他体会到人情的巨大威力。“和政府部门做生意，其实本质上就是做关系。因为对于管理人员而言，反正生意不是自己的，公司实力倒是次要的，优先考虑的是‘亲近’的人。”

　　陈老板拿下的第一个政府工程是开发区管委会新建办公大楼的物业服务。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他提前两年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疏通”和“打点”。算上公关成本后，该项目基本上只是在保本运作。

　　这次与政府部门合作的经历让陈老板真实感受到，人情是可以用利益换来的。人情交易的实质就是，用金钱或别的方式，让对方觉得欠了你的人情，因此当你有求于他时，自然要考虑给你相应的回报。这正是陈老板所看重的。第一次与政府的合作虽然没有带来利润，但通过这笔投资，打通了各个关节，为陈老板建立起一条与政府合作的专用通道。依靠第一次建立起的关系，他相继承接了新开发区几项政府工程的物业服务项目，这些项目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工业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冲击很大，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政府控制着资源，而法制尚不健全，尤其对政府官员的私人和公共界限未做清晰地划分。有的人便凭借同乡、同学、战友、亲戚等关系，和掌控资源的官员形成一个个隐秘的圈子，集体分肥。而这样的圈子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群体网络，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人往往通过这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人情往来，甚至依赖着原本就是亲戚、同族、同乡或朋友的情感关系，使圈子更为稳定；因进行多次交易、合作，小团体之间就逐步地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构成一个相对安全的系统，除非分赃不平而少有翻船的。”四川大学社会与心理学系主任陈昌文教授从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与人情的边界转换角度阐述了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要构建人情网络。

　　腐败人情说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2010年11月，湖南某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人情与腐败”的辩论会。在开篇立论阶段，正方一辩从官场、学术、商业等各个层面的腐败展开论述，认为过度泛滥的人情正无孔不入地渗透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蛀虫；而反方一辩则澄清了人情的概念，认为人情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美好、质朴的情感，而沦为“腐败幌子”的人情所附带的种种消极属性已然扭曲了人情的原貌。进入自由辩论环节，正方坚持反对过用人情，尤其打着人情的幌子行腐败之实；反方则再次强调人情本无罪，它只是被腐败分子盗用了的遮羞布。

　　人情到底怎么啦？人情和腐败有必然关系吗？

　　贪官的托词

　　日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法院对该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0年。

　　朱少中收受钱财的次数不少，仅检察机关指控的就有60多次，但其每次收受的数额并不大，而且大都是在各种年节假日、他过生日及他家办婚丧事宜期间收下的。一审庭审时朱少中曾辩称：“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

　　但检察机关却不认可朱少中的“人情”说。朱少中曾于2006年至2008年，先后多次收受湘潭宏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美元2万元。据经办朱少中案的检察官说：“李某与朱少中在行贿、受贿时并没有单就减免报建费提出请托和进行承诺，李某的这种‘感情投资’是为其今后有困难求助于朱少中时打下基础。”事实也的确如此，朱少中除在报建费减免上给予李某帮助外，还在房地产项目调高容积率等事项上给予了关照。

　　不少公职人员对此类的“人情”并不陌生，一些腐败官员落马后还会经常拿“人情”说事，似乎他们的贪腐都是人情惹的祸。

　　2011年5月，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通报，这个市审结了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被告人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

　　林某系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被审期间，他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

　　而金阊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孙华认为，区别通常意义上的人情往来和行贿受贿，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数额上明显超过一般人情往来的金额；二是送卡人与收卡人有业务往来，送卡人有明显的请托事项；三是收卡人只收受，不回赠，不具备人情往来互惠平衡的特征。

　　而林某在事实面前，最后也承认，如果不是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些“朋友”不见得会给自己送如此多的“人情”。

　　“普通人的人情往来，大约也就是‘毛毛雨’，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的？试想，如果掌权者退休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过节时跟他‘人情往来’？”河南省一名纪检干部认为，“凡是超出一般人情来往的礼金，就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

　　腐败官员往往在落马被判处刑罚后，才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大呼“人情好害人”。

　　原中移动四川公司董事长李华在剖析自己的腐败原因时认为，自己是在人情下失足。2011年8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华死缓。2000年至2010年，李华先后40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647.9万余元。

　　他在忏悔中说：“过去，我掩耳盗铃地认为，所谓‘贿赂’二字，不过就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尚往来。我在商务交往中结识的‘朋友’，为了迎合我的贪婪，挖空心思以各种名义送钱送物给我。逢年过节，他们会送来祝贺感激的礼品；我女儿出国读书，他们会帮忙解决学费问题；我准备购房，他们会帮我垫付房款及各种手续费；我生病住院，他们会以看望为名送来红包。只要我有什么爱好、有什么需求，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满足我。现在，我才认识到，这些人送钱送物给我，不过是看中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权力，想通过我手中的权力来为他们自己谋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大的利益。”

　　四川省崇州市纪委常委甘建成在谈到这类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贪官用权力做人情交换，所谓‘人情往来’那不过是贪官们的托词幌子罢了。”

　　人情变质成腐败

　　“其实人情不仅仅是中国人特有的，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少不了的。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有两种交换：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前者是为生理生存的需要，有等价、及时交换的特点，后者涉及情感问题，简单说是为了社会互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而人情交往属于社会交换。”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告诉记者，“社会交换是不等价的。比如‘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是为了增进友谊。而现实社会中，有的人把人情交往这种社会交换变成了商品交换。如果给官员送礼只是为了增进感情，加强了解，那是属于社会交换，不属于贿赂。但如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来换取属于送礼者私人的物品时，那就使得交换发生质变，这不属于社会交换，不是私人之间的交换，应该就是权力寻租。”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则说：“一个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套近乎，交朋友，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通过人情去获得各种利益，把人情当作一种潜规则，这其实是一种伪人情。涉及到行贿受贿，就是法律问题。”

　　其实，贪官一开始就很明白打着人情旗号下的腐败“奥妙”。曾担任四川省雅安市副市长、汉源县委书记的汤福锦因受贿入狱后说：“他们送钱是冲着书记这个职位来的。”

　　一般而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这种“人情交换”应该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而非强迫性质。“但在大部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获取资源，需要官员的审批，在正常获取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人情’网络渗入官场，借助‘人情交换’从政府官员手中来获取公共资源。”四川大学社会与心理学系主任陈昌文教授说，表面上看有些地区是送礼成风，是一种“民俗”，实际上这是被当地的腐败官员“逼”出来的，一般老百姓不得已而为之。

　　一名长期在纪委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从接受的投诉来看，一些部门对老百姓的事情一拖再拖，其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多跑几趟后，不得不向其送上“人情”。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重庆医药高专贪腐窝案进行了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该校校长黄祖春、副校长邓步华、校办主任丁昭良为牟取私利，在学校新、旧校区工程建设中，分别受贿20万元、26万元和12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黄祖春、邓步华、丁昭良有期徒刑10年、8年和10年，并分别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们签字认可，送些好处费，在工程建设和之后的付款过程中就不会为难我。”重庆医药高专的绿化工程承建商张某在证词中坦言。

　　人情无错

　　文_水风

　　笔者认识的一位厅级干部，一向洁身自好，近来却颇受烦扰。原来他在异地任职，老家的一些亲戚老表不远千里，跑到他所在城市打着他的旗号 “揽事觅食”。事前他并不知情，知道后很是光火，狠狠批评了那些亲戚。不想，对方反倒是跳将起来，说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顾念亲人。尤其令他不解的是，其他亲戚们的态度竟多也站在那人一边，认为“现在都这样”，觉得他刻板不近人情。

　　其实这人是个重情之人，寒微之时他对老家的人也能解囊相助；没想到如今却招致这样的埋汰。他甚是感慨，做好人易，做好官难啊。

　　这位官员面对的困惑，正是中国社会千古难解的人情题。道理的是非曲直自然是一目了然；但放到现实层面，人情环境下人的行为处事往往并不那么能够一清二楚。这位官员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值得尊敬，但现实中的人情关，很多人却都过不去。如他亲戚们说的“现在都这样”，就道出现实的另一种答案。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单靠官员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操守去抵御的成效有多大？因此有人提出，人情害人，要改变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

　　姑且不说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几十年，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能要几百年。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内在逻辑，人情观念该不该改？难道都是人情的错吗？

　　人情是中国的千古智慧，中国绵延两千年成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人情对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忽视。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终未变，社会由此存续。血脉相连，人情温暖，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不要忘了，当年我们对资本主义冷冰冰人际关系的批判；而现在提倡学雷锋，也包含着对社会中人情温暖的向往。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对于人情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在公不在私，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如何摆脱人治的羁绊。

　　历史上中国没有走向法治，是因为没有法吗？《大明律》的严酷律法、《大清律》的完整体系，远远超越了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结果中国眼望后起之国向法治绝尘而去，自己始终在人治漩涡打转。这是因为儒家治国伦理下的人情混淆了公私，超越法理，徇情枉法成为封建时代难以除掉的政治恶疾。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运行在两条轨道上，一是法律，一是人情。这两条轨道不是平行而是时有相交，如古话说的“法不外乎人情”和古法中“亲亲相隐不为罪”。儒家提倡“应天理顺人情”，民间则有“人情大于天”的说法。人情上达庙堂，下通乡野，既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天性，又因义利的统一而被经世致用。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古代的人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情之治”。

　　于是从古至今我们看到，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法律制度就打折扣。然后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就有利益交换；固定了的利益就成了同盟圈子；圈子中讲情面不讲法；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就讲人情而不讲法。

　　但现在我们已经摒弃了儒家那套治国之道，走向现代国家，法治不行便不是人情的责任，而是规则的问题。现代法制国家也讲人脉关系、讲人事渊源，美国政坛有骷髅会、日本有世家政治，西方国家都有政治利益集团，也都有利益交换。过去美国总统把大使职位“酬谢”给竞选中的捐款富豪，虽被人诟病但并不能说因此美国就是人情政治。因为运行规则是透明的，授权程序是公开合法的。由此可以得出，妨碍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是人情，而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在于权力的暗箱操作，以及缺乏真正的监督。

　　如前所述那个例子，就算是亲戚去“觅食”，只要程序完整过程公开，钱可以挣得心安理得，官员本人也可以光明磊落无须避嫌。一切都在阳光下，既能防腐，也能清毒。当然要达到这一步，就不只单一领域单一事项的片面公开和断层公开，而是建立包括权力运行的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在内的一整套公开体系。

　　政府能够真正被人民监督，决策经公开讨论而出，权力的行使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结果能够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葆有人情美好的同时，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人情进化论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让人情回归本原

　　“来买捆大葱吧，两块钱一捆，帮帮这个人，大家来献一点爱心！”

　　2010年7月6日，长春，一个来自外地的农民李国和穿着破旧的衣服坐在地上，面前摆放着一堆堆的葱和野菜。奇怪的是，李国和自己不叫卖，一名交警却在积极地向来往的行人推销。

　　原来，40多岁的李国和和79岁的父亲李福祥到城里来卖葱，三轮车不小心把人撞伤了。把伤者送往医院后，交警决定将其三轮车暂扣。

　　然而，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李想了解到，李国和家里很穷，五口人八亩地，全指着种地的收入。李国和父亲年纪大了，他本人又患有癫痫病。这一会儿他已经抽了三回了，是路人帮着掐人中他才醒过来的。于是，李想就决定帮李国和卖掉大葱和野菜，减轻他的损失。

　　闻听此事，市民们纷纷掏钱购买大葱和野菜。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左右，200多斤大葱就全部卖光。

　　还有好心市民听到事情经过后，特地买了矿泉水送给李国和。附近一家饭店还送来了米饭和菜。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市民并不拿葱，塞给李国和10元、20元钱后转身就走。无疑，那一刻，这个外乡人被温暖紧紧包围。

　　为了凝聚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之情，每年3月5日前后，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活动风起云涌。雷锋精神就是一种道德力量，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不计回报、无私奉献的关爱之情，这和当今社会一些人秉持的“人情利益化”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说：“一个冷漠、无情、自私、甚至贪婪的社会决不是好社会，周围太缺少好人、恶人太多也不可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在学雷锋活动中，志愿者纷纷走上街头，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雷锋的追随者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无偿帮助他人，不计名利，而他们收获的是情感的回报。

　　苏州大学附一院的殷雪群是江苏省苏州市的学雷锋道德模范，她说：“10年前的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一场不计报酬的异地施救，让我重新拥有了健康，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那些救助我的人成了我心目中的‘雷锋’。8年后，我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个同样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有人说过，施比受更为幸福。如今，能够帮助别人，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务长丹尼斯·西蒙说：“雷锋精神在中国的回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雷锋精神是无私奉献的典型代表，而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特别需要思考雷锋精神，为转型期的中国注入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力量。”他认为，中国人的钱包越来越鼓，物欲横流的喧嚣都市生活很可能会带走许多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甚至恻隐之心。雷锋精神让我们不再贪图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告诉我们奉献和真诚的价值超越一切物质利益。

　　“人情应该属于社会交换，不属于商品交换，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一定是等价交换。”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说，“但现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期，不少人把本属于社会交换的人情交往当成了商品交换。比如，婚丧嫁娶，朋友之间的交往一律量化成了红包礼金，收礼者一一记账，日后要找机会偿还。人情交往变了味，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胡光伟认为，人与人之间加深感情、增进了解而送礼，这未尝不可，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味地物质化、利益化，就使得社会交换容易发生质变，而这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还原人情交换的本质。中国社会需要人情，但要摆脱人情交往一律物质化、利益化的倾向，让人情回归本原。而雷锋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非物质化的人情味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制度信用下的人情

　　人们渴望人与人的温情，但对于需要付出的时候，又会考虑计较很多，像小悦悦那样的人情冷漠事件不时发生。

　　“中国处于转型期，正从传统的基于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血亲关系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转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人情社会’崩溃，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的新的制度规则体系尤其是信用体系未完全建立起来。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流动性加快，面对的陌生人会猛然增加，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信用制度保证，因而彼此缺乏信任，安全感差，出现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所以不少人只好回头寻求熟人帮助，本来可以正常办理的事情，也按照传统的惯性要找熟人，从而欠下人情，欠人情就要还，这样就逐渐发展成了目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化、利益化的关系。” 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高峰教授这样认为。

　　而“陌生人社会”是和“人情社会”相对而言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陌生人之间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无所不在。细想起来，人类实际上生存的一切都要靠周围不认识的人。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这样描述“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如果我们生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因此，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因子，是我们整个社会运转的“齿轮”。在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我们寻找人情里的温暖和力量时，那些可能一辈子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绝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每一寸肌肤的温度。

　　“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被斩断后，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只能靠制度或契约来维系。所以，‘陌生人社会’又被称为‘法制社会’或‘契约社会’，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胡光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中，礼俗和关系的作用虽然仍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还需要制度建设来发挥作用。在‘陌生人社会’，制度是一种保障，它可以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的环节。‘陌生人社会’也可以很好地维护社会交往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减少在‘人情社会’中的行为成本。在‘陌生人社会’中，信誉是前置，就是诚信为先，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每个人都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那么交往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那么，在“陌生人社会”里，人情还存在吗？如果存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情呢？

　　“实际上，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仍然存在，这些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彻底防除的，关键在于不能用这些来排斥、动摇制度。在‘陌生人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以打破人们对人情和关系的心理依赖。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们在明确的游戏规划下合作互利，交往的范围更广泛普遍，权责明确，交往的成本降低，效率更高，同时能有效地克服利益冲突，避免相互利用和猜疑。”胡光伟说，要瓦解现在的“人情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政府诚信和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制度文化”，只有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为法律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突破“人情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制社会”，让人们适应“陌生人社会”中的制度化生存。

　　苏州市近10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人口猛增至600万，其中约一半是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模本。在这里，人情环境有什么变化呢？

　　在外资企业三星公司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栗平说：“公司高层会拜访政府官员，但这只是为了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加深感情。会带礼品，但绝不是很贵重的礼物。而在苏州工业园区里，到政府部门办事，都按照规章制度行事，没有因为不认识政府的办事人员而办不成或者拖延。”苏州市纪委宣教室的王冠豪告诉记者：“苏州在治理人情腐败上，并没什么高招，但我们要求的是强化落实执行制度的力度，按照制度规矩来办事，树立规则意识。”而苏州的志愿者队伍比较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苏州为奉献爱心的志愿者建立诚信积分制度，因为积分越高，就越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是政府在制度层面探索鼓励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互关爱的关系。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为“老牌”的“陌生人社会”，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建明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商业文化的熏陶，上海市民的规则意识相对比较强，‘人情社会’的气氛相对比较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