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公车改革要再度“挂挡”提速了。最近有消息说，公车改革方案可能于年中出台，改革思路总体与“杭州模式”接近，即通过发放补贴实行公车退出机制。

　　听到这样的消息，有期待，也有担忧。以往公车改革效果不彰，如果此次公车改革不能“挂实挡位”，致力于强化对公车使用者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就很难跳出“越改公车越多、越改公车越高级”的怪圈，收效依旧难测。

　　什么是公车？只要动用公共财政资金购置的都应该算作公车。一位财政部原部长曾说，最令人头痛的三件事，除了“人”和“会”，还有一件就是“车”。的确,公车数量激增、使用效率低下，改革成本高企一度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公开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巨额公车购置使用成本就曾给财政带来过不小的危机。90年代初期财政每年要花费数百亿元购置公车。

　　公车泛滥、公车私用等在加大财政负荷的同时，也挑战着公众容忍限度。拿公车私用来说，一份调研报告曾披露，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用于公务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公车私用达到了总量的三分之二。

　　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此后，公车改革一直在进行各种“模式”与“试点”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如此，但仍难遏制公车数量攀高、公车滥用等现象。显然，这已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改革。检视这么多年的公车改革实践，必须跳出研究方法论的圈圈，转而思考并回答公车问题的本质和改革的基本逻辑。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花钱办事时的心理没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经济人都会寻求利益最大化。用车也是一样。私车是花自己的钱，能不节约吗？想办法跑最短的路烧最少的油。公车是花别人的钱，干嘛要节约？管他跑多少路烧多少油。

　　弄清楚了公车问题的实质，公车改革的基本逻辑也就清晰了，即在公车的购置管理等环节对公共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和监督。所以，新一轮公车改革的着力点不是如何在“货币化”上做文章，而应在如何规制权力上动刀子。其实，并不是官员们观念认知、自身素养上有多么大的差距，约束体制不同而已。

　　那么，如何在公车的配置和管理上对公共使用者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呢？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现行公车改革，首先要明确不是每一个官员都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后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途径，对其使用公车进行硬约束，并提高公车使用的透明度。这方面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不少，舶来一些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