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大校园，前为荷花池和日晷；后面左为生物楼，右为数学楼。 （王宏志提供/图）

　　2012年3月10日，83岁的钱听涛搬出一本泛黄的相册。相册里，有他六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注册登记照、同学合影以及北大校区的翻拍照片，“老北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大了。”他说。

　　老人口中的“老北大”确实已经面目全非，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而非目前海淀区的北大校区。114年前，北大正发源于前者，1952年才迁址海淀，与原燕京大学合并，办学至今。

　　这里曾是中国近现代史民主、科学启蒙的“圣地”：京师大学堂、红楼、民主广场……现在，这个北大旧址建筑群已近凋零，少人知悉。京师大学堂部分已被改建成宾馆、餐厅，红楼老校区也被一些政府机关占用。

　　这是历史遗留的“欠账”。如今，一群北大老人在奔走呼吁，试图重新唤回“梦里的北大”。“再不保护，一切晚矣。”1961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王宏志老人感慨道。

　　宾馆夹缝里的京师大学堂

　　这十余位耄耋之年的北大老校友，很多人已经步履蹒跚。他们多在1952年前后考入北大，目睹北大旧址逐渐湮没不闻，决定用余生时光“誓死保护北大旧址”。

　　王宏志正在第三次修订回忆文章《京师大学堂校址的沧桑变迁》。她已年届古稀，如今腰部患疾，已无法再去实地考察，只能在电话里沙哑地对南方周末记者呼吁，“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旧址正在遭受何种不堪了。”

　　如今的沙滩后街55号，是一座建成于2008年的六层酒店——人民教育出版社旗下的华育宾馆，而京师大学堂原有的五间三开大红门早在“文革”期间被拆除殆尽。

　　还能维系历史记忆的物件，只有宾馆内院墙壁上挂着的告示“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了，但也字迹斑驳。而旧日建筑仅剩清末建成的两层回廊结构的数学系楼，门上悬着复制的“大学堂”，还有一独栋大殿，即乾隆年间的和嘉公主府，是原北大的一处讲堂。

　　距京师大学堂不远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红楼，境遇要好些，除一楼原样修复并对外开放参观外，以上三层是国家文物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机构办公场地。红楼背后的原民主广场，现改建为《求是》杂志社。西侧的原北大地质馆为梁思成设计，也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使用。

　　在钱听涛的回忆里，这里本是一片多为清式，也有民国年间建成的建筑群。1898年，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建成，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在由和嘉公主府改建成的大讲堂里，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知名学者经常在此演讲。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京师大学堂和红楼更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中心发祥地。

　　如今，华育宾馆生意日隆，停车场上不见一个空位，餐厅规模不断扩大，遗存范围日渐缩小。五年前，钱听涛就去过旧址，望着已成机关办公楼的“北大”，难以移步，暗自流泪。

　　丢掉的还有精神

　　出身农村的钱听涛，1948年进入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学习。那时文学院设在宣武门国会街(现新华社所在地)的北大第四院，“好些次，我们坐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宣武门到沙滩后街校本部开会，每次演讲，听堂爆满。”

　　在那里，“蔡元培提倡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退休下来的钱听涛至今惦念老北大土地上的精神烙印，“那时人们思想自由，无需担心因言获罪。”

　　1952年是北大的历史拐点，中央人民政府调整全国高校的院系设置，大力发展工科院校，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北大也就此迁至海淀，沙滩后街的旧址渐渐褪出了历史的视线。

　　1961年大学毕业后，王宏志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去出版社报到的那天才得知，单位所在地竟是当年北大最初的京师大学堂校址。”那时，出版社的牌子还挂在京师大学堂门口。大红门两侧，有两尊年代久远的石狮，后来在“文革”期间被人运走，不知去向。

　　“文革”给老北大建筑群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破坏。“红卫兵破四旧，大讲堂的雕梁画栋遭严重破坏。”王宏志说，“京师大学堂”竖匾被人摘下，扔在院子里。

　　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修防空洞，大讲堂门前的花园被填平。197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扩建办公室，在整个前院和一些院落建起了楼房，“那座古色古香的大门连同院内的平房、球场、车库，全部不复存在，换成了现在的铁栅栏门和钢筋水泥五层大楼。”王宏志回忆说。

　　200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搬到中关村后，沙滩后街55号再被改建成了华育宾馆。而在老北大迁出后，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文化部、《红旗》(《求是》)杂志社等单位先后迁入红楼校区。

　　如今，人们记住的是海淀区的北大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但75岁的老校友黄修己却说：把博雅塔形容成巨笔，把未名湖比喻为大砚，说“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挥动着这支神笔，饱蘸未名之墨，共同书写了百年北大的辉煌历史”，这样的歌颂实在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

　　“我很担心红楼那一份精神被丢了，那是比什么塔啊、湖啊重要千万倍的。”黄修己在回忆文章中说。

　　无助的“光复梦想”

　　尽管政府机关使用北大旧建筑群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无破坏之虞，但老人们光复“梦里北大”的愿望却与日俱增。

　　88岁的陈蓓至今记得，北大校友会根据广大校友的意愿，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北大旧建筑群红楼建“五四纪念馆”是在1996年11月22日，当时为了两年后庆贺北大百年诞辰。

　　那时她还在北大校友会任理事，校友会决定写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反映诉求，“写信容易送信难。”曾在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工作的陈蓓想到了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任职的老校友，于是请他帮忙转呈。

　　校友会得到复函称，中央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但有难度。因为涉及国家机关众多，短时间搬迁十分困难。

　　据时任北京市纪检委教育室主任的王诗琴说，校友会又分别给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写信“求助”。在一封信中，校友们的措辞难耐急切，“中央批示已两年多了，建馆工作尚无明显进展……建议北大等单位组成筹建组，积极推动此事。”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高层推动下，国家文物局腾退了一层办公区，辟成现在的展馆。但和红楼北区多处建筑一样，二楼以上仍是“游人止步”。

　　让钱听涛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最终红楼挂上的不是“五四纪念馆”，而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牌子。事实上，“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与‘红楼’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把‘五四’运动局限和隶属于新文化运动，从名称上排除了‘五四’爱国青年运动的内容，显然很不全面。”此后，北大党委、北大校友会数次联署“申诉”，仍是杳无音信。

　　2012年3月17日，在馆内的游客留言簿上，一位游客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当年的“错位”：“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而这惟一的真相恰恰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的。”

　　红楼在1961年得以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历史价值与其比肩的京师大学堂仅升格为北京市文保单位，时间也晚了几近三十年，最终栖身于宾馆酒楼的夹缝中。

　　到了2007年北京两会期间，数十名政协委员专程赶赴京师大学堂调研，力求旧址里不得开宾馆、设烤鸭店。然而老校友吴梦麟说，京师大学堂的部分建筑至今仍熏泡在烤鸭店的阵阵油烟中。

　　2009年，老校友们再度给中央写信，希望国家整体保护北大红楼老校区，并让红楼回归北大。岁月的老去，让这样的坚持愈发显得最后一搏，陈蓓说，可惜直到目前，没有最新进展。

　　被搁浅的回收计划

　　京师大学堂的历史正在被遗忘。钱听涛说，当年，“五四”宣言执笔人许德珩曾有遗愿，希望保护好京师大学堂等北大旧址，“如果保不下来，那就是耻辱”。

　　2006年，《大众摄影》杂志刊出“湮没的京师大学堂”文图专题，其中一图的说明，竟把西斋学生宿舍说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教室。另外，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批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其中两处，燕京大学旧址建筑群被视为北京大学，又把1935年建造的北大老图书馆认定为《求是》杂志的图书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甚至是荒唐的。”诸多错误让钱听涛忍无可忍。

　　而北大校方的保护计划看起来也效果不彰，尽管这是“近四任校长的愿望”。

　　“校长们都说重要，但没有实质行动和进展。”2012年3月26日下午，北大校友会副会长李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多次向学校反映回收红楼保护北大旧址一事时，当时许智宏校长说了一句话，“红楼对北大而言意义重大，也表示支持，但要收回并不容易。”

　　直到2009年校友会上，已任校友会会长的许智宏向与会者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新任校长周其凤承诺两年要收回红楼。”该新闻登上了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版面头条。

　　“学校曾就红楼回归北大等事宜拜访过北京市政府、国家文物局、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后来在一次校友会上校友黄怒波(北大中文系校友，现系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也说，只要上面同意，他负责筹措收回所需资金。”陈蓓说，因阻力很大，最终计划搁浅。

　　据吴梦麟介绍，她曾向国家文物局询问为何第六批国保名录中没有京师大学堂，答复是北京市文物局没有上报。“如果因名额有限，我们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捆绑在已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红楼上，组成北大文化保护区。”吴梦麟担心道，“假如错过这一次申报机会，京师大学堂或许不久就不复存在了。”

　　这一群老校友已经老了，“实在保不了，就让后人去书上寻找老北大的记忆吧。”陈蓓低咽地说。

　　(感谢陈蓓、王宏志、钱听涛、贺家宝等对本文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