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69年前就开始报道中国

　　1843年，当今英国乃至全球最知名的政经杂志《经济学家》创刊。在当年的一期杂志上，就出现了第一条关于中国的报道。约170年来，尽管两国政权都几经更迭，但它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关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见解之深，使得《经济学家》能自诩为“中国通(Old Hands)”。

　　对中国的一次虚假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问世以来近170年的历史中，对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报道，显然不算光彩的一页。那年7月21日，我们刊登了题为“中国形势”的报道，毫不怀疑地指责中国政府“杀害了所有外国驻京使节及他们的妻子、秘书、翻译和警卫”。我们认定“中国有意凌辱整个欧洲和日本，堪称史无前例”，欧洲“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报复”。

　　不过，这段屠杀外交官的空前事件并未见之于史书，因为它压根儿就没发生。它是西方报纸编造的，始作俑者是伦敦的《每日邮报》，接着是《泰晤士报》，数天后《经济学家》跟进，但报道的热度丝毫不减(这些报纸后来收回了相关报道，但没有道歉)。如今在中国人看来，联军对义和团威胁做出的邪恶和过度反应，是西方对中国的压迫。

　　涉华报道的诸多个“第一次”

　　现在我们要谦卑地说，从那以后，我们的中国报道质量已有所改善。一个重大改进在于我们向中国派驻了记者，现在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4周前(编者注：即1月28日)，我们开始在杂志上每周专门辟出一个版块讲述中国，这是70年前我们开辟美国专版以来，首次为某个国家增加一个专版(编者注：详见本报2月8日A24版“《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给中国开专版”)。

　　《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第一次广泛分析报道，刊登在1843年10月14日的第8期。主题可能有些常见：中国消费者购买外国进口货的潜力。《经济学家》创刊总编、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威尔逊当时不看好中国市场。他撰文称：“事实上，这不是单靠政府间签署贸易条约就能办到的。”威尔逊先生敏锐地指出，中国消费者有自己的特殊需求，外国产品无法满足，而且他们的收入也需要提升。而今日，中国已成为外国奢侈品的大市场。

　　1843年12月，《经济学家》首次发布了有关中国的趣闻，讲的是外国人被假冒中国货骗的故事。据当时的描述，中国假货包括“假冒火腿”，用木材做成，涂上泥土，最外层裹上一层猪皮，“外表上看，着色和制作都非常逼真，只有用刀才知道真假”。

　　副总编辑1977年的“先见之明”

　　不过，19世纪时，《经济学家》主要靠外交部和其他媒体报道来获得信息，因而大大阻碍了对中国的报道。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1913年驻北京“特派员”的报道，准确传递了刚成立的共和国政府那段风雨飘摇时期的状况。

　　1949年6月，当毛泽东及其革命队伍即将成立新共和国时，《经济学家》驻香港“特派员”发回了一篇题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长篇报道，内容包括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媒体成为“宣传喉舌”，以及一些民众的不安。

　　此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报道大大受挫，因为记者不能在该国自由采访，这种状况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才结束。

　　此后，《经济学家》能更深入地从中国国内报道，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于1977年12月推出了24页中国报道和分析，该封面报道的标题是《华主席的中国》，文中认定“多数中国人感激他们的政府自1949年以来所做的”。当时，这样的论断是充满风险的。

　　借助历史的长镜头，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国人更感激他们的政府自从那些话写下后所做的。

　　实际上，当时《经济学家》副总编辑诺曼·麦克雷就有先见之明。他参与了1977年那期报道的撰文，在《迟到的奇迹》一文中预测，中国很快会重新解释毛泽东并开放经济，并且持续数十年以10%的年增长率发展。

　　15年后的1992年，吉姆·罗威尔在另一期中国特别报道中，解释经历改革的中国经济比外界预想的更有活力，中国的繁荣可以再保持20年。

　　1997年，《经济学家》在北京设立了常驻记者站。从那里，我们记录中国经济及中国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变，正是这些变化吸引许许多多新闻媒体(包括《经济学家》)踏足中国。

　　中国的变化在继续：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中国专版，我们指出，中国内陆城市如成都和重庆的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内民工迁移潮如今开始回流。我们的印刷版和网络版，力图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传递一个更全面的中国。自从1843年我们开始关注中国以来，这个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