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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晖 北京报道
“‘最后一公里’现在确实是农田水利最为薄弱的环节。”水利部部长陈雷坦言。
4月2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包括水利部部长陈雷、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等部委官员都参加了此次联组会议。
会上,关于农田水利建设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成为焦点,多位委员的提问均有所涉及。
蔡昉委员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重启“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建设模式已不太现实,应加大“市场机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一公里”
此前,水利部部长陈雷代表国务院就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
在报告中,陈雷透露,目前全国仍有近半数的耕地是“望天田”,现有灌溉排水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普遍存在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农田灌排“最后一公里”问题日益突出。
所谓“最后一公里”,是指在水利建设中,与干渠、支渠配套下到田间的部分。水利部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大型灌区的改造力度加大,干渠、支渠的配套完善率比较好了,但是支渠以下到田间的部分,由农民和受益人负担的部分,“由于投资、投劳等多种问题不能发挥整体的综合效益”。
而在2009年北方大部分干旱,2010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特别是云南连续三年干旱,“最后一公里”所带来的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
“我们现在农田水利的灌溉设施仍然很薄弱,现在的农田水利大多建于40、50年代,有一些水利工程已经老化失修,管护差,毛细渠道不配套难以维系,很多灌区工程已经达到或者超出使用年限。”高洪委员表示。
在主管部门看来,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缺钱,一个是缺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走“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建设,建立了“两工”模式,即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发动了大量的人力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
此后,随着“两工”的取消,农民的投工投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陈雷透露,过去高峰时候一个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工投劳是130亿个工日,去年冬春的时候统计了一下,是30亿个工日,净减了100亿个工日,一个工日按30元算,一年等于减少了3000亿元的农田水利投入。
“尽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仍难以弥补资金缺口。”陈雷说。
熟悉农村工作的郭凤莲委员认同水利部负责人的判断,此外她还提出,在目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将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一大挑战。
现在,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非农收入比重明显上升,农业比较效益低,很多地方的农民参与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不高,旧有的农田水利投入政策、组织方式、管理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
“尽管这几年水利部门,还有国务院也拿出了很多方式,推行了很多新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对于政府的补贴,如何与农民参与相结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郭凤莲说。
利用市场机制
针对此问题,水利部的解决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要广泛的发动群众、组织好群众,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建设。”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
他认为,要同农民讲清楚投工投劳不是加重其负担,而是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夯实农田水利基础,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
抗灾减灾能力,是为农业的增产、自身的增收做的一件实事。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政府动员新模式。以广西为例,最近三年,每年冬春水利建设之时,当地都会以自治区党委、政府名义下发专门文件,要求自治区的四大班子都深入到各个地县,包点包片,地县的四大班子深入县区,县区的深入乡镇,乡镇的深入到村组。
“每年都有很多干部下到基层,用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和群众共同参与农田水利建设。”陈雷介绍,“去冬今春 ,广西仅通过这项措施就投入了工日8000多万个,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充分利用冬春农闲时节,强化政府组织发动,加大项目带动,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一事一议等方式,组织和引导农民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对于这样的解决思路,有委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方新委员表示,首先需要弄清楚农田水利建设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从农田水利建设来讲,特别是主干渠网的建设是公益事业,政府责无旁贷,但是田间水利建设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农民还是政府?取消‘两工’之后新机制的起点,究竟是政府主导、农民参与,还是应该是政府扶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民办公助?”方新委员表发问。
对此,陈雷坦承,田间工程的责任主体问题“比较复杂”,跟现在农村的经营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还需要考虑到农业目前仍为弱势产业,亟待政府资金扶持的现实国情。
“特别是中央明确了从土地出让收益到拿出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投入力度,我相信田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将会得到加快解决。”陈雷说。
对此,蔡昉委员亦表示,应加大“市场机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目前之所以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把正的激励信号充分地利用好,引导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那么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