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剑桥——近几年来，一大最吸引眼球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剧减。IMF目前预计，2012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将只有GDP的2.3%，该数字上个峰值出现在2007年，为10.1%。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贸易盈余(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的差)的下降。

　　很多权威人士和政策分析家将中国持续高企的贸易盈余视为中国政府干预人民币使其远低于自由浮动“均衡”值的表面证据。中国贸易盈余的剧减令他们大跌眼镜。这意味着传统智慧值得怀疑吗？美国、IMF和其他机构和个人应该停止要求中国实行更有弹性的货币机制吗？

　　简单地回答是“否”。中国经济仍然受着严重失衡的困扰，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可以充当安全阀和吸震器。

　　这么说吧，汇率问题像是一根避雷针，吸引了太多的眼球，关于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汇率上。汇率和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夸大了。与此同时，汇率绝不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宏观经济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推动增长。投资几乎构成了中国GDP的一半，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有余。与此同时，私人消费只占GDP的不到40%，而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正常数字是60%。毫无疑问，中国的投资偏好来自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巨大干预：小储户每年的存款利率只有1—2%，而经济的年增长率高达10%，直到最近才有所下降。

　　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剧减背后存在四大因素。首先，进口原材料成本大涨。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又颇为敏感，因此进口成本的增加不能完全转嫁。

　　第二大重要因素是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这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三，中国贸易加权汇率(经通胀差调整的汇率)在最近几年来升值迅猛——根据IMF的数字，自2008年以来已升值14%。中国的通胀率要高于其贸易伙伴的平均水平，而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也在缓慢上升。

　　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大规模投资刺激。与持续下降的消费相比，中国的投资对进口的敏感度要高得多。德国和瑞士等国家因中国无尽的高科技资本设备需求而大获其益。

　　不论这些具体因素，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崩跌感到惊奇。中国仍不断报告着漂亮的增长率，而发达经济体纷纷经历了深度衰退，因此中国的出口(相对进口而言)除了下降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事实上，事后来看，令人惊奇的是中国贸易盈余减少得如此之少。

　　IMF合理地预测道，随着长期内全球经济的正常化，中国贸易盈余将再次回到几年前全球失衡中的比重(大约为全球GDP的0.5%)。

　　所有这些都表明，汇率和经常项目之间不存在单向联系。比如，资本流压力可以独立于贸易对汇率形成强大压力。

　　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但绝非密不透风。由于发达经济体回报率较低，因此中国自然而然成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尽管中国自身也存在迟早会经历大减速和金融危机的风险。(认为不会这样的人已经落入了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对金融危机史的彻底研究中所强调的“这次不同了”的思维陷阱。)

　　中国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的真实原因是，不论发生何种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或其他类型的——汇率都能提供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即使人民币在近期会升值，其对贸易的影响可能也将远低于美国当局之所愿、中国当局之所忌。汇率传递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变化将非常微小。

　　将汇率和经常项目联系起来的简单逻辑是非常弱的。但中国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作为更为广泛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一部分)的理由非常强。

　　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