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就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出租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但有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如夫妻可带孩子住一个房间)。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进行分割出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此外,单位承租房屋作为职工集体宿舍的,不适用该标准。(5月10日《新京报》)

　　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政府部门总要在一个出租房住几个人、一个人租住多大面积等问题上锱铢必较、费心费力。在我看来,除改变房屋结构,可能威胁楼房安全的群租行为应受管制外,至于人家租多大的房子,一个房间摆几张床,一个床上睡几个人,这些更多的是人家的私事,政府部门在这些事情上较劲,我想象不出有多大的必要,何况这根本是不好管、管不好的事情。

　　你看,作为单位职工宿舍的出租房就不适用该标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该标准没必要、不适用——同样是出租房,一间职工宿舍可以住七八个人,其他出租房为何只能一间住两个人?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哪怕是三个陌生人租住一间房,碍着别人什么事了?我想,即便住在自家房屋的北京市民,可能也有一个房间住2人以上,甚至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你总不能强令他们出去租大房子住吧?

　　没有人愿意住得拥挤不堪,无论穷人富人都想住大房子。一些人沦为“蚁族”,无非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在一起“抱团取暖”。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漂在北京,无数迫于生计的农民工奔波在京城巷陌,他们的境遇应该得到同情和体谅。举个例子吧:这几年大红大紫的相声女演员贾玲,成名之前“漂”在北京,租住的是一间地下室,小得“狗进去了只能上下摇尾巴”,最穷的时候,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常常饿肚子。这种情况下,你若不让她租地下室,或者要求她租大一点的房子,简直就是不讲理。像贾玲这样的“北漂”何其多,生活窘迫的“蚁族”何其多,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何其多,不知道这个租房标准,是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存在,还是想用这种办法让他们撤出北京城?

　　这让我想起去年一位市长在会上提到房价调控时说的一句话:“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买房人的渴求,就没有办法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这句话道出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往往是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去制定关乎“局内人”切身利益的政策,搞不好所制定的政策与现实就难免“两层皮”。租房标准的拟定何尝不是如此。

　　公共政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决策者不能不考虑人情世故。多一些调查研究,多一点求真务实,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体谅他们的需求和难处,这样制定的公共政策才会多一些人间烟火味,也就是多一些人情味。另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是:据新华社5月9日报道,自去年底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房租持续上涨,大部分地区涨幅超过五成,北京、上海等城市尤甚。漂泊在北京的人们买不起房或没资格买,现在如果再租不起房,连当个“蚁族”都不行,情何以堪。依我看,与其在租房标准上较劲,不如想办法平抑房租水平,显然,房租贵不贵是决定人们租房面积的根本性因素。(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