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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湖北调研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均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一系列配套政策也在陆续推出,包括降低存准率、加大节能补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民间资本准入等等。此外,近期债券市场异常火爆,前几日增发的国开行五期“福娃债”3年期品种投标倍数达3.31倍,创下年内新高,显示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在升温。
对于降息,笔者仍然认为,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存款利率方面,尽管4月通胀下滑至3.4%,但仅略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而且过去负利率已有两年,持续时间已然较长,并且通胀回落趋势并不稳固,特别是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国内多项资源价格改革的带动下,今年CPI回落幅度也不会很大,存款基准利率不宜变动,以稳定居民储蓄。
二是贷款利率方面,由于目前执行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的比例占到了66%,大部分执行利率仍高于基准利率。而通过早前存准率下调,实质上已经缓解了银行可贷资金的压力,影响了供需关系,可以看到,当前贷款执行利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浮。
三是,采取不对称降息,即只降贷款利率,不降存款利率,对银行利润影响较大。尽管依靠利差获得银行利润早已广受诟病,但在当前股市低迷,决策层希望提振股市信心、积极推动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入市之时,利空银行的政策也不太可能推出。毕竟上交所流通市值前二十位中银行股占有十位,作为高权重股影响股市风向。
不过,可以考虑适当放宽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限制,适时允许贷款利率由下浮10%扩大到20%。这样一方面可以取得类似于贷款利率下浮的效果,一旦允许贷款利率扩大到20%,对部分借款者来讲相当于利率下降50个基点。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利率市场化积极尝试。毕竟央行已经实现了大多数金融产品的利率自由化,唯差取消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下限的最后一步。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目前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时机并不成熟。而在经济下滑之时,逐步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恰逢其时。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究竟依靠何种政策组合能够实现稳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笔者认为,下调存准率还是必要的,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今年外汇占款仍将维持较低水平。今年4月新增外汇占款减少了605.71亿元,是今年以来外汇占款首次负增长。伴随着今年FD I下降、贸易顺差回落、欧美形势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未来外汇占款会继续减少,因此需要继续下调准备金率以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二是当前存准率还是处于高位。
投资不足是问题所在。5月前20天四大行新增贷款仅340亿,中长期贷款比例不足30%,远低于早前的50%,便是佐证。但很多人一谈投资就色变,认为不利于结构调整及走老路。笔者反而认为,毕竟经济结构调整不等于不要投资。
总之,笔者判断,今年还将有三次准备金率下调、将有更多支持基础建设、释放消费需求的措施出台,而短期内降息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外部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希腊退出成为现实,中国难以独善其身,硬着陆风险加大,届时中国政府或需要更多明确的信号以稳定市场信心,降息适时推出的可能性也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