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上海警方对外公布李旭利案详情，其中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金额认定与此前证监会认定一致，获利超过千万。经上海市公安经侦部门查明，李旭利在担任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期间，指使其亲属借用他人身份证开立了一些证券账户，利用这些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蓝筹基金、成长基金、精选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股票，牟取非法利益。

　　老鼠仓侵害投资者利益，破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机制。笔者认为，尽管我国已经加强对基金业的监管，并且出台《刑法修正案》来规制“老鼠仓”行为，但是这些措施和惩戒力度还有待加强。

　　我国《证券法》在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罚款与动辄上百万的利润比，难以对“老鼠们”作案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行为上升到刑法，并按内幕交易罪处罚。根据此法，“老鼠仓”行为将视情节的轻重进行判罚，最高应判处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犯罪成本提高不少。但与海外市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美国资本市场，“老鼠仓”行为不但是经济犯罪，更是严重刑事犯罪。“老鼠仓”行为主体不仅要被禁止从业，还要面临最高20年的牢狱之灾。

　　我国立法并没有具体规定“老鼠仓”行为主体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应接受民事处罚。因此，只能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老鼠仓行为判定为一种侵权行为。而在《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诉讼中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目前人民法院只受理虚假陈诉的民事赔偿诉讼，不受理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因此，基民的民事权利也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

　　为更大力度地打击“老鼠仓”行为，笔者建议，应提高对“老鼠仓”刑事责任的判罚力度，将最高刑期提高到20年。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及“老鼠仓”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进行规定，支持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通过以上举措，不仅能够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也能够提高“老鼠仓”行为的违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