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强调个人的努力及能力，但是对于年老、失业等弱势群体，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等实施功能性分配，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控制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水平。

    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日本的税收制度包括固定资产税、住民税、收入税及其他税。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政府基于不同的税收承受能力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对于低收入阶层视其家庭结构、家庭人数设立最低征税额，收入在一定金额之下可以免税，而对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制税率。据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家庭收入调查”的资料，税收的再分配率大体在4%左右，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起最初所得的基尼系数都有下降，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税收的另一作用是调节由于继承、赠与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据日本建设省“民间住宅资金实况调查”的资料，在居民住宅用地的取得方法中通过“继承、赠与”获得土地的不在少数，由此即使收入较少但受益于继承、赠与等也能形成实物资产，特别是拥有住房。从财产继承时交纳的继承税来看，1977年在日本继承了5千万至1亿日元财产的占继承财产总数的42.6%，继承1亿元以上的占28.8%。对于这一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赖于继承税。在日本，以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财产适用10%～75%的累进制税率，继承的人或是接受赠与的一方要负担高额的继承税或是赠与税，这起到了很好的资产再分配的作用。

    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另一手段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调节。日本政府机构中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社会保险厅、养老金局、儿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社会援助局及障害保健福利部。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1961年，随着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全面实行，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

    在日本，社会保障缴纳的金额视不同的收入阶层而有差别，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要高一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得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据日本厚生省对于收入再分配所做的调查，经过社会保障调节后的基尼系数大体上比最初所得的基尼系数低0.02，再分配率在4%以上。从年龄差别来看，70岁以上的人加上社会保障所得后的收入与原始收入相比要大得多。从收入阶层的不同来看社会保障的再分配状况，最初所得的年收入在40万日元以下的收入阶层接受养老金、医疗费、生活保障费等之后，再分配所得收入达到65万日元，而最初所得达到200万日元的阶层经过社会保障再分配之后收入则不会提高。由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缓解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过大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我国也可以考虑实施这样一个类似的计划，让国民真正富裕起来。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就已经公开呼吁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该同步实现“国民增收”，让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日本以中等、高收入阶层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生活相对富裕，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以专家、经营管理人员和白领阶层为主体，在社会意识、生活方式、观念、信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有助于社会差距的缩小，保持社会安定，我国也可以通过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逐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