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的真相——《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少将做客央视《对话》讲述学习的力量

    CCTV《对话》供稿

    （本期节目将于2010年11月28日晚21：55在CCTV财经频道播出）

    陈伟鸿：《对话》栏目主持人

    嘉宾：

    张树军：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苦难辉煌》作者

    每一次回顾历史，都是为了前行。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在新形势下，特别需要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经验和力量。

    《对话》栏目特别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少将，和大家一起重温党史中被遗忘与忽视的细节，追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透过历史的真相，认识一个在学习的力量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

    1、入党宣誓那一刻

    陈伟鸿：在鲜艳的党旗下宣誓，这是八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家都曾经有过的经历。也许这一刻你会问，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90年的历程当中，究竟是什么使得这面旗帜越来越鲜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究竟怎么做，才可以锻造这样一个旗帜的鲜艳。当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你们眼前的时候，其实你们也能够想到或者看到那样难忘的瞬间？

    张树军：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入党宣誓的那一刻。

    陈伟鸿：这样的瞬间带给金教授什么样的记忆吗？

    金一南：我们一个老副教育长谭恩晋，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1947年在北平入党的时候，就是被叫到一个城墙跟底下，发展党员的同志就问我一句话，怕不怕死，我回答就两个字，“不怕”。发展党员组织的那位同志说，好，你从现在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党员，就是两个字。

    陈伟鸿：虽然是两个字，但这是非常艰难的考验。

    金一南：实际上就是我整个生命、整个热血全部托付给党。

    2、历史上的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陈伟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我觉得很多人在历史书上都读到过，但是在读这段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来疑问，因为在参加“一大”当中好像没有两个人的名字，他们当时在做什么？

    金一南：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他当时任孙中山的南方当教育局长，他当时有一笔款子，人一走不好办了。他有抽不开始的要做。回想今天起来，他和筹措一笔贷款相比，那是芝麻和西瓜的例子一样。李大钊也是，当时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的薪资，李大钊是索薪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要把工资讨回来，所以李大钊也没有时间到上海去。当初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想到28年以后这个党能夺取全国的政权。

    陈伟鸿：今天看来，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金一南：历史的偶然是大量的必然。我们说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它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人们去奋斗，牺牲.前面全是荆棘，能不能走过去谁也不知道。

    张树军：这13位代表当时也没有想到，我们党史推荐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是当年的时候我们党史大家胡乔木加上的。党的一大成立的时候，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巡捕的暗派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这时一个新的火种在黑夜中点燃起来了。

    渠爽（人大学生）：我非常关注的一点，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成为了革命的参与者领导者，很多人年纪轻轻牺牲了，我觉得他们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和平年代的学生身上是很匮乏的，所以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他们这种年轻革命家的精神和激情从何而来呢？谢谢！

    金一南：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聂耳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充满了热血和献身，你要看我们的历史不得不惊叹那个年代的精彩。

    陈伟鸿：真是激情燃烧的一段岁月。

    金一南：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党一大领导人陈独秀，他当时家乡二叔没有后嗣，没有儿子，二叔是商人，就选定陈独秀继承遗产，就找两三个人到北京找陈独秀把财产过继给他。在今天我们很多人会欢喜异常，但是陈独秀说你给我滚，不要找我，那几个人说少东家，北京还有几个铺面，将来那几个铺面都是你的，我们今天看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如此之高，北京还有几个铺面是特别好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陈独秀说滚，我跟他毫无关系，我们是要搞共产革命，我们要消灭私有制的。

    陈伟鸿：不屑于一夜之间当富二代。

    张树军：我觉得这个激情背后更多的我们要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真理的力量，理性的选择。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学习。早年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后来转变成共产者的早期的共产党员也好，他们都是通过学习，通过掌握一定的真理，才勇于献身人民事业。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欧洲的一个学说，当时传到中国的时候有大量的，光社会主义都不知道有多少种。瞿秋白有一句话叫“隔着窗纱看小屋，越看越看不清。”最近一个学者考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一共建立了360多个政党。

    金一南：就是不断在对信仰的选择当中。

    张树军：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是从书本到书本，我记得刘伯承元帅1986年10月17日去世以后，小平同志，他的老搭档，写了一篇文章叫“道伯承”，其中提到一个情节，就是1924年的时候伯承同志接触了共产党，但是他并没有加入到党组织。他经过两年的观察、思考作出了决策，就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这种政治信仰。

    金一南：我们君主立宪也搞过，康梁所有的行动，那也是学习。我们没有成功，西方有三权分立，孙中山搞五权分立，当时民主自由博爱也搞过，结果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我们向西方学习，包括毛泽东、陈独秀等等都相信过西方的，比如说美国的威尔逊主义，威尔逊搞国联。一次大战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让你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转给日本，还照样分离你，中国非常失望。我们没有学吗？西方的什么我们都学了，都没有学成，都没有奏效，最后转入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