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升级版试验

                                    首播时间：2010年9月18日

    中国社科院7月29号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

    同时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了12022元。

    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提高；而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仍在加大，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30年，苏州市以不足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全国近百分之三的经济总量，GDP高居全国城市的第五位，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没有扩大城乡差距的鸿沟，苏州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连续多年在2：1的水平低位运行，远低于全国3.33∶1的水平。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一、离土还是离乡

    苏州，历史上的“鱼米之乡”，如今，是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工业重镇。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这里的农村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创了中国经济的“苏南模式”。使得苏南农村几乎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缩影，一次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农村历史与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30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产权改革、由内转外、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之后，这片土地上又在进行一场全新的试验。

    作为全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城市之一，苏州正在致力于打破城乡界限，用多种方式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城乡鸿沟如何跨越，二元体制如何突围，通过这场试验，苏州需要给出答案。

    这里是昆山市千灯镇拆迁办的办公地点，和往常一样，早上八点钟不到，工作人员就带着厚厚的材料出发了。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做“肖市村”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让这个村所有的村民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

    “肖市村”，是一个典型的苏南农村，这里的民房大多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这里老百姓种植水稻和养鱼的历史，则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时至今日，随着拆迁人员的登门造访，这一切都要彻底改变。

    “这是我们拆迁办的钱主任。”“这是我们村民严玉芳。”“你这个马桶，我们给你350元钱，那个洗脸盆250元钱。你对这个可有疑义？”“没有疑义。”

    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整个动迁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家里所有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都要按照补偿标准落实到这一纸协议书上。

    老严今年56岁，30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当时造房子的很多细节，那时候是乡亲们帮忙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总共花了两万八千块钱。老严从来都没有想到，家里这些破砖烂瓦如今会变得这样值钱，包括自己门口这条废弃的水泥船在内，有一样算一样，统统都有相应的补偿。

    “这个灶头，我们也给予适当补偿，像这个灶头我们是这样的，给你 150元钱。”

    比这些锅碗瓢盆更值钱的，是家里的这栋老宅子。按照苏州市“拆一还一”的动迁政策，宅基地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是多少，就可以在镇上的社区置换到多少面积的安置楼房。苏州市昆山千灯镇拆迁办公室钱永清说：“你这套房子我们经过测算下来，总共是233.4个平方，根据我们评估公司评估，测算下来总共是275800元，现在根据我们千灯镇安置房的价格，我们以1450的平均价，像你这个房子你可以买两套动迁房。”

    聊起将来住到镇上就不能种地了，他靠什么来维持生活，老严说，其实和当地大多数农民一样，他很早就已经不种地了，家里的土地已经全部流转到了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地虽说是不种了，但是土地上的收益却一点都没少。每年就像领工资一样，一亩地能有600元的固定分红。

    老严平时就在村里负责水电管道的修理工作，一年也能有个万把块钱的收入，他已经打听过了，等搬到镇上以后，按照当地优先安排动迁农民就业的政策，他可以到小区物业上继续做他的老本行。

    有村民开玩笑说，老百姓算的是小账，而政府算的是大帐，两笔账算下来都不吃亏，这样才能算是和谐社会。在镇上，一栋栋新的居民楼正在拔地而起，等它们全部完工的时候，整个千灯镇1.18万农户全部将要集中居住到这里。过去8年时间里，千灯镇在建设集中居住社区方面已经先后投入了25亿元。

    那么政府的这笔大帐是如何算的呢？苏州市昆山千灯镇党委书记王金兴说：“这几年来大概搬迁了，大概8000户农户，大概置换了将近7000亩的建设用地，除了农民动迁房可能用掉2000亩多一点之外，净多了将近5000亩的建设用地，这个是一笔很大的账。”

    这确实是一笔很大的账。和全国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一样，相对于农村低下的土地利用率，苏州城市里的土地已经高度紧缺。

    过去30年，苏州市以不足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全国近百分之三的产值，经济总量高居全国城市的第五位，但每平方公里高达2000人的人口密度也让这个城市不堪重负。当土地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集约使用土地，为城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成为破题之道。

    苏州市市委书记蒋宏坤说：“改革开发三十年来，我们这里有外来打工者接近六百万人，可想我们现在单位土地承载的人口，承载的产出，我们比全国（平均）高出好多倍，现在我们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的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由过去的粗放式发展如何转向集约式发展，由原来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如何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把视野放大到整个苏州，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整体搬迁。目前，全市2.1万个自然村已规划调整为2517个农村居民点，75%的工业企业进入了工业园，56%的承包耕地实现了规模经营，33%的农户迁入了集中居住点。

    根据测算，工业向园区集中，苏州能够新增建设用地10多万亩；农民集中居住，可以增加建设用地46万亩；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可以增加10%到20%的耕地。

    “三大集中”无疑将为城市发展带来宝贵的空间，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财富的来源，也是农民生活最后的一道保障。

    这新一轮的变革，是否真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生活的福祉，利益的天平该如何平衡，这些都在考验着制度设计者的智慧和诚意……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不是简单的城市化，三农，它是解决我们新一轮发展要素瓶颈制约问题，解决我们提升发展水平问题，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总抓手。”

    二、模糊的身份

    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如何来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可能有人会说，这很容易，看看他的户口不就行了吗。但如果你是在苏州，这样区分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现实中一个进城农民他既可以在街道的公司上班领工资；又可以以农民的身份从社区股份合作社拿到一笔可观的分红；他的户口簿上明明写着他是一个村的村民；却又居住在城里的商品楼里，房子的环境连城里人都很羡慕。在如今的苏州，人们已经越来越分不清农民和市民的界限，甚至有些乡下人的做法都会让不少城里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最近这一段时间，60多岁的管老汉成了苏州市工业园区淞泽家园社区小区里的名人，原因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他，突然动起了娶媳妇的念头，还想娶个城里的媳妇，更让乡邻们感到新鲜的是，他居然还要跑到电视上去征婚。邻居说：“从娘的肚子里出来就没有娶过。”

    每天下午，老管都要在小区里的老年活动室打发时间。按照往常来说，他总要最后一个才走的，但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匆匆玩了几把就回家去了，因为晚上七点半，电视台又要播他乡亲的节目了。“做了饭喝喝酒，一个人看看电视，我就是想后生之年找个老伴，所以弄到这个地步，现在呢还没有找到，一是穷，第二是长得丑，白被人家看不起。”

    聊起为什么一定要找城里的媳妇，老管说自己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城里人当然要找城里的媳妇。为了证明自己城里人的身份，老管找来了动迁后社区发给他的一大堆证件。“这个是我的医保卡，这个是退休证。”

    老管原本是苏州市车坊地区旺浜村的农民，按照苏州市“统筹城乡发展”，“农民向社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整体规划，包括旺浜村在内的8个行政村被合并成了五个社区居委会，5000多户农户，2万多农民集中住进了这个安置房小区，摇身变成了“城里人”，老管也是其中之一。“社会的变迁、变革，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想都没有想到能住这个房子，我以前那个房子里边，出太阳的时候一百个日头，一百个日头，不是一个日头，下雨的时候要一百个窟窿。”

    为了加快苏州市城乡一体化的全面推进，苏州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实行换股、换保、换房进城。

    在苏州，有越来越多的苏州农民和老管一样变成了城里人，仅2009年就有17万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为了解决农民进城之后养老和看病的问题，苏州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快城保向农保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过渡，为进城农民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这城里人的生活，老管是打心眼里满意。每个月650元的养老金，到月底会按时发到手上；看病只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刷卡就可以了，小病不用花钱，大病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80%以上。

    现在唯一让老管感到有些不太适应的，就是每个月杂七杂八的花销有点多。老管是个细心人，自从住进城里以后，每月生活支出的各种票据他都保存了下来。“这个我从2007年搬过来的时候，我把它存起来了，什么都有，银行交的钱啊，交的什么费，还电话费，全部在这里。”

    老管一直念叨，现在每个月光水费、电费、电话费算下来就要600多元，再加上花在自己喜欢的烟、酒上的钱，一个月生活固定支出要有1000多元。光靠650元的养老金，日子过得还是有点吃紧。“又不去偷，又不去抢，哪里来呢？又不去赚钱，对不对？如果去赚钱，我这个月赚了多少钱？现在不去赚钱了，花掉一点就少一点。”

    对于这样的生活，其实老管并不担心，因为他在银行里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足够应付他的日常开销了。

    当时拆迁的时候，村里一次性为管小弟补偿了100平米的安置住宅。老管分别要了60平米和40平米两套房子。考虑到自己是光棍一个，他就把大一点的那一套房子卖掉了，换来了银行里20万元的存款。

    在老管看来，这是他后半辈子生活的依靠，也是这次相亲最大的筹码。“整了四个菜，还要喝点酒，现在条件好了，开心点吧。”“邻居会偶尔过来吗？跟你聊聊，一起吃吃饭。”“谁过来啊？”“邻居啊，朋友啊。”“不会的，现在到了小区里面，没有这种习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倒是有的。”

    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说法，“老管喝的不是酒，是寂寞。”老管是真的寂寞，到了晚上，他唯一的伴侣就是电视机，老管说，他几乎能背出一周七天所有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

    但是寂寞却并不是老管讨老伴的唯一原因。“我找个老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生病了没办法，你生了病，我睡在床上，人家来敲门，我自己爬不起来，这个门人家打不开，不像我们老家的那个门，一踩就开了，那个门没人谁能打得开，打不开，对吧，必须要自己爬起来开，如果我在床上爬不起来，拉屎拉尿，谁来给我弄？”

    老管说，他知道现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城里人也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生活变好了，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却越来越远。

    节目开始，老管跑进里屋看节目。“太没面子了，真的没面子，对我的影响力太大。”

    这已经是老管第三次在电视上相亲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不过这“三次亲”相下来，老管却越来越失落。

    这是当地电视台提供的关于老管相亲的节目资料。虽然有房有存款，但是这位城里老太太对老管还是不太满意。“找一个相似一点的，差不多的，现实一点。”

    主持人极力想促成这一对姻缘，问女方都有哪些方面不满意，犹豫了半天，人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还是一个农村一个城里人，都有差距，农村总归脏兮兮什么东西的，城里人总归喜欢在家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擦地，擦台子。”

    管小弟说：“反正城里人呢，有几个不配合，生活条件不配，卫生方面不配，还有吃菜方面也不配。”

    正说着，老管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电视台打来的，说又有了一个新的应征者，按户口来说是个城里人，只不过老家在外地，问老管愿不愿意。

    考虑了一个晚上，这一次老管降低了要求，虽然不是本地人，他也打算见上一面。

    这是一位来自江苏盐城的退休女工人，前两年和前夫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在苏州打工，一心想在苏州安个家。

    也许是因为身高的原因，两个人简单聊了几句就互相告别了，又一次没有成功的相亲，让老管有点失落，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要到这里转转，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他曾经的老家。

    这阵子，老管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来一趟，因为他听说这里马上就要开发建厂房了，趁着还能大概认出老家模样的时候，自己想再多看两眼。“自己的老家忘不掉的，总过来看一看，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总归自己要留个纪念。”

    老家的土地被成片的厂房环抱着，只剩下出生时就在那里的一棵老槐树和看不清模样的河道，其他一切关于村庄的景象都只在老管的记忆中了。

    看着这遍地的荒草，老管想起了过去的稻田，他蹲下身子，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农村生活的不容易。“经常这样子一行一行，都这样子拈过去的，你看这个生活苦不苦。”

    三、落脚还是落户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了城市。最近几年，苏州有近100万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和居住地的转移。农民住进了楼房，享受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在这之后，他们常常最关心的就是能否在陌生的城市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他们擅长的往往是和泥土打交道的营生，而且很多人年龄偏大，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成千上万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这里是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最大的拆迁安置小区东亭社区。每天早上8点，当地飞跃围巾厂的老板娘陆大菊就会像邮递员一样准时来到这里，小区里十多位上了年纪的老大妈已经推着各式各样三轮车在等她了。

    原来，现在是大妈们“交货”和“收货”的时间。这些三轮车里的东西就是陆大菊工厂里生产的围巾，大妈们从陆大菊手里领取半成品，回家加工好再交还给陆大菊，每个人能根据完成的数量拿到相应的报酬。

    说话间，交活的人又来了。

    这位正和陆大菊讨价还价的老太太名叫俞叶秀。今年63岁，别看年纪有点大，她可算得上是当地围巾加工的一把“好手”，一车子围巾拉回去，常常一天时间就能全部做完。苏州市工业园区东亭社区居民俞叶秀说：“天天来天天拿，天天要来的。”“那做得蛮快的啊。”“恩，快的，我搓一天，一个钟头，搓一百二十的要搓七条围巾。”

    由于手快、活细，陆大菊也非常乐意把围巾交给她来加工，这不，俞叶秀又领到满满一车子的围巾回去，对她来讲，这就意味着赚钱。老伴吴荣根说：“她搓搓围巾，我帮她修修边，因为我们呢不好去上班，上班做清洁工，不好的，上班太正规，家里孙子孙女没有人照顾的，因为又要送去上学要送饭，那么我们两个老人待在家里，一么空下来搞点副业，增加点收入。”俞叶秀说：“我搓围巾合算，我搓围巾工资大。”“一年算下来能赚多少钱啊？”“我一年啊，一年去年搓到一万二。”

    在社区里开设毛巾发放点，这只是东亭社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众多举措当中的一个，在东亭社区的服务中心，社区书记蒋金花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专门为失地农民就业服务的工作窗口。“这个就是就业的咨询的，失地以后我们根据不同的年龄，开展咨询的比较多，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就推荐他们，在绿化上和保洁上，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就业要求，我们对他们不同培训。”

    齐全的宣传资料，及时的就业信息，耐心细致的工作人员，这里的工作口号就是让每一个失地农民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原来家里是干什么的？”“种田。”“现在呢？”“现在没事嘛没法赚钱。”

    这个中年男子名叫钱会男，是东亭社区的一名失地农民，由于年纪偏大，又没有一技之长，老钱对自己找工作很没有信心。

    就业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吴静燕让老钱填了一张表，里面有姓名、工作经验、联系方式等内容，方便他们为失地农民安排培训和推荐就业岗位。“培训过后拿到合格证，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岗了。”“基本上你们给安排的工作，工资大概是多少？”“工资1200左右。”

    据小吴介绍，单单今年就有130多名失地农民通过社区服务中心推荐上岗，而参加就业培训的人数更是达到了500多人。

    农民进城以后如何实现就业，一直是个全国性难题。这些人大多文化层次较低、年龄偏大又缺乏专业技能，苏州的解决办法是，尽量让进城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到目前为止，失地农民就业率已经达到95%以上。

    不仅帮助进城的农民找工作，当地政府还采取各种政策，鼓励他们自己创业。

    在东亭社区对门，有一个“富民家庭作坊工业园”，魏建明和王卫平就是“富民家庭作坊工业园”155个失地农民家庭作坊的一员。丈夫是名车工，老婆负责刨工，这个小小的五金加工店生意红红火火。“夫妻两个一年能赚多少钱？”魏建明说：“赚十几万元钱。”“那不错啊。”“经济还可以了。”

    魏建明今年50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会点五金加工的手艺，但是前些年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2005年，魏建明和王卫平拆迁来到东亭社区，也就是在这一年，东亭社区为了方便失地农民创业，建设了20000平方米的家庭作坊工业园，到了2006年，工业园的面积又扩大到了30000平方米。蒋金花说：“主要是解决原来是动迁的农民，原来是有创业的经验，有营业执照的小的厂房里面，搬到这里来的，他们的租金收入比较便宜，主要是一个平米的话，只要5元钱一个月，一般的厂房的话要12元到13元。”

    因为手上还有五金加工的手艺，夫妻俩原本就有创业的打算，就是苦于付不起房租，现在找到能够便宜一倍的厂房，魏建明和王卫平毫不犹豫就签了租约。“一个平方最最便宜五六块，那一年下来我们可以省多少钱呢？”王卫平说：“省最最起码一万多。”

    除了低价提供厂房出租，苏州工业园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为失地农民提供无息贷款，魏建明和王卫平也就是依靠这个政策获得了创业的启动资金。王卫平说：“创业有优惠政策，优惠无息十万，然后我们就借了十万，自己有点亲戚朋友那借点，就创业开始办这家厂了，那么现在做下来么是蛮好，确确实实是蛮好。”

    靠着政府扶持失地农民创业的政策，再加上夫妻俩的辛苦经营，魏建明和王卫平的小店越办越红火，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还要请上几个工人。今年年初，夫妻俩买了一件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开上新买的汽车，在魏建明和王卫夫妻俩平面前，在城里生活的路似乎越走越宽阔了。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要想办法消灭零就业家庭，一个是农村养老保险要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农村低保要向城市低保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向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并轨。”

    四、“村民”还是“股民”

    我这里有一组苏州市提供的数据，2009年，苏州市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2987元。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多年在2：1的水平低位运行，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如何做到这一点，苏州给出的答案是，这很重要的是得益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提升。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又从何而来呢？

    每天一大早，陈世泉都要把家里的小卖部里里外外收拾一遍，老陈今年62岁了，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星村的村民，平时邻居们开玩笑的时候，都喜欢喊他“陈部长”。

    小卖部虽然确实有点小，但是一年也能有个6000元钱的收入，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老陈说，让他日子过得舒心的，还有这些花花绿绿的证书。“这本证是我们金星村股份合作社的，我自己不要拿钱出来的，第一年我们分半股就是413元，到第二年就是900了，前年900，到现在今年我可以分到2000了。”

    老陈回忆，当年拿到第一笔400多远分红的时候，很多村民都感觉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因为那时候村民大多在外面打工或者做生意，早就忘了自己和村集体还有着经济上的联系。

    这个和香港明星有着一样名字的人叫张国荣，原来金星村的村支书，现在是香溪社区的党委书记，他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笔钱的由来。“1997年转制以后，那个时候（集体资产）到了4000多万了，这个钱都是我们集体的，我们村民看得到，得不到益处的。”

    90年代末期，苏南模式遭遇了发展瓶颈，和当地许多农村一样，1997年，金星村村办企业实行了产权改革。动产全部卖给了个人，村里留下了土地和厂房。张国荣说：“当时农民苦啊，他也不知道，又回来了，他说张书记，当时出去了以后，现在他厂子转到私人去了，国家转到私人去了，我们没有饭吃了，肯定要回来找我了，我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患了一个病。”

    按照张国荣的说法，企业可以不搞了，但是让老百姓一起富起来的想法却不能丢掉。2001年，金星村成立了苏州市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社，将全村4295万元集体资产全部“量化”给了513名农民，一人一股，平均持股。合作社靠出租通过厂房等办法取得集体收入。

    这是金星村股民分红大会的现场。

    按照董事会的决定，这一次分红，每人可以分到2400元。按道理说，这分红应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大会刚刚开到了一半，就有村民开始提意见了。“今年2400是按照2万块钱的百分之十二分的，为什么不按照股本金上的27500的12%分？”张书记说：“发展是波动性的 这一部分是作为今后的享受 都将来拆迁 贷款都没有了 发展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发展 就按照分红按比例来。”

    每年分红的时候，合作社的收益并不是全部都分给股东的，而是要从中要提取一部分作为公积金用于再发展，具体比例由董事会商讨决定。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沟通讨论，分红比例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执行，大家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是张国荣人均分红三万元的承诺。“在两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准备8万多平米的厂房跟“三产”用房，全部建立好以后，老百姓到那个时候分红，最起码超过三万了每一股。”

    按照张国荣每个人3万元分红的说法，500多名村民每年分红就要1500多万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张国荣带着我们来到了位于胥口镇这片开阔地，一半已经盖上了厂房，一半还在空着，张国荣说，这是合作社成立几年来干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我们买下来是4100万，再过3年马上要1.5个亿了，到最后我们估计1500万左右，这个一块，年收入。”

    张国荣说，村里原本有两个比较大的物业项目，但是前两年政府要建安置房，把其中一个物业项目的土地征用了，为了不让集体的活钱变成死钱，他拿着征地的补偿款拍下了这块土地。“5家人抢的，你出价最高？”“我出价最高，私人肯定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来了以后举到4000万的时候不举了，他们不要了，我们两家还挣了两番，到4050万，50万一举嘛，到4100万他们不举了，我们就拿下来了。”

    谈起那次竞拍，张国荣至今还是面露得意之色，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他反复几次说到私人没有竞争力，难道一群农民比专业的公司还要厉害吗？“我们苏州市，我们吴中区，农民自己出钱成立的股份合作社，它可以厂房‘退两进三’，，二产就是厂房，‘退两进三’进三产，特批的。”

    张国荣说，村里的老百姓以前是靠地吃饭，现在还是靠地吃饭，现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土地越来越值钱，厂房的租金也是年年在涨，但是如果当时没有成立股份合作社，所有这一切和金星村没有关系，和村里的老百姓就更没有关系了。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很重要的还是靠体制、机制，来保障我们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所以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当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如何来缩小这个差距，我们搞了三大股份合作，就是农民从财产性收入当中，从股份制合作当中能够分到的红利，要占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种收入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五、“小地主”与“大佃农”

    历史上的苏州，被称作“鱼米之乡”，早在南宋时期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那时的苏州，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粮仓”。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足半亩，在苏州每年创造的高达7700多亿元的GDP当中，农业仅仅占到了1.8％，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在不少人看来，苏州“渔米之乡”的称呼似乎早就应该换个说法了。

    但是在苏州农村，我们却看到了升级版的“鱼米之乡”。

    在常熟市古里镇乡下的田间地头，当地老百姓时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辆体型硕大又略显老迈的美式林肯轿车，在水稻田埂边的乡间小路上蹒跚前行着。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车子曾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象征，而如今在古里镇的乡村里，这辆老爷车同样显示着它的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村民说：“他愿意种田，从苏州过来的特意来找他，他不在家享福，还带我们出来包这么多地，这里他包的最多，一共有6000多亩。”

    高健浩，苏州市常熟田娘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今年65岁了，当地村民都喜欢喊他老高，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高是“十里八乡”最大的“地主”，因为他一个人几乎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地都种了，足足有6000多亩。对于“地主”这样的说法，老高并不认同，他说自己非但不是地主，反倒只能算是一个“打工仔”。“地因为不是我的，我不是地主，地还是老百姓的，老百姓才是土地的主人，因为确权是确权给老百姓的，我现在要种这个地，我要把钱交到地主手里去。”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身价上千万的老板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靠种地卖粮食能赚到长千万的却并不多，老高就是这样一个人。

    老高经常说这样一句话，种地不是不能赚钱，关键要看是种什么，怎么种。

    这是一片上百亩的稻田，有个农民正在田里拔草，老高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地主。“以前有13亩地，被集体收去，让大户种分红是600元钱一亩田。”

    老人说，以前他是全家五口人种13亩地，现在他是自家的地不用种了，一个人打两份工，还能有三份收入。这位老人平时在大米加工厂上班，地里有活的时候就过来帮忙，两边的活都不耽误。“（13亩地）分红7800元，打工3800，加上老婆有六、七千，出去打工挣的，加上8个人种240亩田，今年有奖金，总共收入有三四万元了。”

    老高说，如果是一家一户种植，一个农村劳力最多也就能种5亩地，但是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后，平均下来一个人最少可以种30亩地，这就是“种粮大户”承包土地能够赚钱的主要原因。“平均一个人三十亩，包括女的男的，集约起来一起种的，8个人集约起来很快的，大忙的时候还请一些临时工，8个人一个组还种240亩田，还要在米厂正常上班。”“但是如果让他一个人种30亩，就种不了了？”“种不了，这个肯定种不了，他种13亩也忙不过来了，这就是集约化。”

    闲聊的时候老高告诉我们，其实自己种地能够赚钱，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原来，老高种地和别人不一样，用的都是有机肥。他不仅种着6000多亩地，同时还开着一个有机肥的加工厂。几乎每天，这样的拉粪车都要走村串巷，到处找养殖户收集禽畜粪便。

    “一天这个车子最起码半车，一天就得半车，两吨左右。”“高总不收的话就倒掉了？”“倒掉，全部倒掉。”

    这位养殖场的负责人说，以前没有老高来收的时候，这些牛粪就只能偷偷地找个地方倒掉了，虽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污染环境，但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老百姓就是白送也没人愿意要，因为使用这有机肥可远比不上用化肥省时又省力。

    但是在老高眼里，这些禽畜粪便可都是白白捡来的宝贝。“有机污染物，放错了位置是坏东西，放了田里是好东西，最好的东西。”

    4年之前，老高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用有机肥做实验，仅仅靠种粮食就收入了300多万元。老高说，时代变了，大家种地的观念也要变，只要能种出优质的大米来，销路是根本不用发愁的。“零售价可能比人家就要高出0.5元钱一斤，一亩地，有机肥种增加收入150元到300元。”

    这些人都是附近的村民，平时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凑一堆在这里聊天，当地人把这种地方叫做“小码头”。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码头上既有“大老板”，也有“小地主”。“您是打工的？您呢？”“我们都是，都是一样的。”“您也是打工的？就您手里有地？”“他们帮我搞。”“您是老板。”“帮我撒肥料。”“您呢？”“他也是老板。”“您流转了多少亩地？”“一百多亩。”

    老高说，其实自己种的6000亩地，并不全是他直接流转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中小承包户在种，他们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集约化合作，育苗又好，你去种，我给你肥料，收入我们收回成本之后，都是你的，都可以。”

    对于一般的承包户来说，他能以成本价使用合作社的现代化农机来育秧、插秧，还能按每亩300公斤的标准，领取配发的免费有机肥；种植全过程都由合作社来指导，种出的稻谷出售给合作社，能比市场平均价高0.6元/公斤，这样算下来，一亩地就至少能增收100元到200元。

    按照苏州市农业转型发展的要求，规模农业要向更加环保，更高产出的的生态农业升级。现在全市已形成优质粮油、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业“四个一百万亩”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并在全省率先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

    眼下老高正忙着和周边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谈合作的事情。他打算把更多的种粮大户组织起来，成立更大范围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用有机肥水稻，这样既能提高种粮收入，又能改善环境。

    老高这样的想法，与紫霞村的党委书记吴炳文一拍即合。“我们目前第一步，仅仅是一个规模农业，但是规模农业没有解决农民种植一个根本的问题，你要农民增收，他种植的面积以及管理模式，他只是从一个散户集中到一个农户，政府补贴只是考虑到今后农业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也是政府贴了钱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最终目标就是高效农业，高效农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农民增收。”

    老高说，以前说农业是大地上最美的风景，现在这种说法得改改了，应该说没有污染的农业才是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老高并不孤单，在几十里地之外的三山岛上，他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每次见到这种场景，吴惠生就会欢快的像个孩子。

    三山岛位于苏州市洞庭东山西南的太湖中。因为和大城市一水之隔，三山岛保留了未被开发的原生态风貌，成为苏州地区有名的生态旅游区。吴惠生在三山岛上做了二十几年村书记，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在我们眼中他就像个传说中的——岛主。

    三山岛上的每个旅游景点都是老吴自己设计的，其中最得意的就是他规划建造中的面积达2000多亩的人工湿地。

    这是一幅三山岛堤岸的全景图，是建造人工湿地前吴惠生自己拍下来的。这光秃秃的堤岸是小岛岛体长年受到湖水冲击，水土流失的结果。而更让吴惠生下定决心建湿地的，是给所有太湖居民都带来过麻烦的太湖蓝藻。“这一块过去非常臭，现在湿地建成以后，蓝藻全部解决了。”

    当城里人都在忙着招商引资搞建设的时候，吴惠生却因为外国女婿的一句话而苦苦坚守。“女婿来了三次，他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他走的时候给我讲了一句话，老爸（这里）不要成为水泥森林。”

    用吴惠生的话说，这些年，想来开发这里的房地产开发商快要踏破门槛了，成百上千万的项目也有不少，可就是没有让他满意的。按照吴惠生的话说，除了赚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不能招商引资，但是招商引资要做这个项目，你要搞商业化的建设，搞房地产，这个肯定不行。”

    老吴说，他多希望这个世外桃源能一直保留下去。他可以一直生活在这里，守护着这里。

    三十年前，苏南模式让鱼米之乡的农民远离了贫困，三十年后，这块土地上又在发生着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次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那么在这次城与乡的碰撞和融合中，利益的天平又该如何平衡呢。采访中，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一句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利益的和谐才是最大的和谐”！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推动者，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群体的利益，让农民和市民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远离“被一体化”的烦恼，这才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诉求，而这远比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要重要得多，在苏州，这场试验还在进行中。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于浩

    编导：厉成功 周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