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金融规划新使命：参与制定全球金融准则

　　核心提示：对于中国银行（601988）业监管者而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扩员，也为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在参与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方面的国际监管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用超主权货币——IMF特别提款权（简称SDR）替代美元的倡议，让世界为之一动，而随后举行的G20会议也将超主权货币列入议题，在周小川“学术观点”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官方需求”，而“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银行界开始对银行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全面反思，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将对中国银行业外部经营环境和长远竞争力都将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十二五”中长期发展规划出炉的主要背景。

　　逆周期监管构架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监管层在对显著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估后，对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几大挑战进行归类，其中涵括粗放式管理模式之弊、流动性风险管理薄弱、资本补充长效机制缺乏等诸多现实积弊。

　　“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银行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了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不仅大的不能倒，中小银行也不能轻易倒。”一位官方学者向本报记者分析，“尽管如此，中国银行业仍亟待改变信贷投放长期缺乏有效约束、易受行政力量影响的问题，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效机制、独立自主、稳健经营。”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刻不容缓，即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在总结以往多年监管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四四六”监管理念，确立了“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并实施全面的五级风险信用管理制度。

　　中国“特色”体现之一，便是对于当下流行的监管新标准——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中国化再造。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等三大项监管工具方面均提出比巴塞尔协议Ⅲ更为严格的指标要求和更加急迫的时间表。

　　尤其对于“拨备/贷款余额不得低于2.5%”这一指标，尽管反对者认为其没有理论依据，也无国际先例，但支持者仍然认为，这恰恰是银监会对中国银行业现状对症下药。

　　接近银监会的人士透露，未来监管层将考虑各类监管工具复杂程度差异，循序渐进地开展制度建设、设立实施时间表，同时，凡依据法律授权，中国银监会可以自主制定的监管规章，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杠杆率等，银监会将本着急用先行原则，尽早发布规则，力争两年内开始实施。

　　另外，金融危机也警示，逆周期监管构架之下，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将尤为重要。未来在准备金制度、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等方面，一行三会的沟通与协调、甚至成立更高一级的协调机构，将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内实现突破。

　　参与制定全球金融准则

　　一位长期研究金融监管体系的监管专家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金融业将面临国际金融监管治理架构的重大变化。

　　上述专家认为，一是，金融危机以来G20峰会正在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G20峰会负责明确金融监管改革方向和时间表，审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确定国际金融改革方案。

　　事实上，2010年11月，即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其核心议题便是审定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一揽子方案。

　　“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金融监管治理中获得预期地位相适应的发言权，开始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已在情理之中。”上述专家分析道。

　　与此同时，2009年4月初，在金融稳定论坛（FSF）扩员基础上组建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亦正日益承担起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协调制定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评估成员国实施金融监管国际标准的职责。

　　对于中国银行业监管者而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扩员，也为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在参与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方面的国际监管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G20峰会、金融稳定论坛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监管者走出国门的舞台和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