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关注增长质量”,是个很有质量的议题。

　　说这个议题很有质量,不仅仅是该话题似乎更贴近当下的中国经济现实。从2007年大连达沃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开始,到2010年天津达沃斯“推动可持续增长”,夏季达沃斯关注的目光经历了从问计到问己(审视自己)的过程。

　　大背景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和危机的突然来袭,让力量再平衡成为各方的期盼。如何再平衡,谁将充当再平衡中的领军者,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继续增长的轨道,世界在求索,达沃斯也在求索。多番尝试、努力、争吵、辩解后,世界发现,持续增长是个难题,有价值的持续增长更是个难题。

　　困扰世界的新问题是,靠短暂的刺激换来长期的坚挺的经济模式走进了死胡同。格林斯潘式的货币扩张,在延缓危机爆发的表象下,悄然疯长着的正是危机的毒瘤。两轮量化宽松并未阻止美债危机的如期光临。尽管各方仍在热议QE3,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剂强心针,对治愈新的“美国病”几乎毫无帮助。

　　欧债危机的接连发作,让欧元区看起来更接近空想而非现实。债务高企,增长乏力,高明的政治设计正受制于经济短板。虚幻的增长容易营造,货真价实的造血机制则更为欧洲所紧缺。沉溺于短暂的强力刺激对长期可持续并无益处,美欧皆需要有质量的增长。

　　这,绝不应该是大连达沃斯的全部。更真实的隐喻是,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被中外无数政客学者誉为世界可持续的引擎,更应该接受增长质量的拷问。美欧的危机,危于全球结构失衡;中国的问题,也同样难脱结构失衡这个肇因。危机收缩了外部市场,靠人力、资源、环境等的大肆消耗所维系的高增长,潜藏着极大的风险。

　　增长仍在持续。潜伏在增长背后的风险也在郁积。风险系数越大,调控和扭转的成本就越大。大量消耗换来的增长,正在被社会结构的失衡所抵损。社会结构的失衡,又不可避免地抑制着增长。这显见的负循环,警示着增长质量的价值。

　　增长的目的更应该是为了全民福祉。或者说,与全民福祉毫无关系的增长,是无效的、徒然的、倒退的,甚至是可耻的。仍在危机中盘旋的世界,已然把目光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在带病快速增长的中国,没有理由不提高增长的质量。

　　倘若觉得上述判断过于武断,本届达沃斯则提供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逻辑。“关注增长质量”的下半句是“掌控经济格局”。在两个判断句前各加一个“不”字,岂不正是“不关注增长质量,就不掌控经济格局”？换句话说,增长质量差的经济体,经济格局终有一天会以“不带你玩”的方式把你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