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财经杂志总编，上海、深圳资本市场创办人王波明先生在解读中国的十二五规划论坛上表示，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适当的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制的建立，包括人大、政协真正能够起到制衡的作用，监督的作用，媒体的作用，最后一个法治化的社会，怎么真正做到以法治国，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下为王波明发言文字实录：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张教授说五年规划没用，你等于是在剥夺了我们发改委的职能。我想提醒你一句，发改委现在叫发展改革委员会，当时树清也在体改委当过秘书长，我那时候是我们那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室是体改委体下的机构。张维迎你也是80年代就在体改委工作过，都是搞改革的。所有体改委并进了发改委，所以发改委还有另外一个职能，确实非常重要，也就是改革。他们三个人都在讲“十二五”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划，我想谈一下关于社会。

　　我注意到一个事情，中国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末期走了30年了，速度非常快，近10%的GDP，到了今天为止，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带来这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的格局。这个高速发展确实没喘气，一路走下来，就给我们的社会积累下来大量的问题，矛盾也非常地多，特别是社会各个阶层也出现了，诉求也多元化了，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这可能也跟中产阶级陷阱有关了。

　　现在除了经济体制改革，未来更多的工作，甚至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难的工作是要转移到社会转型方面的工作上，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牵涉到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来转化成更加宽容，更加多元，更加各阶层能在同一个法律框架内，化解矛盾，共享发展成果。政府和市场要把边界，谁负责什么搞清楚，同时社会、政府能够形成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为了完成这种社会转型，我感觉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我感觉应该现在来讲，政府的智能应该从发展型政府、建设型政府转化成一种服务型的政府。现在政府确实管的事情太多，我指的服务型政府，其中绝对不包括审批型的政府。

　　今天我在车上的时候，大连的创业青年也参加这个达沃斯的会，他现在做学校培训的工作，他说最难的一点就是审批。审批之后一定就得这样，得有寻租，他得付租金，拿批文。他说搞这个批文是他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政府的职能转变是要提供服务，不要又当裁判又踢球。

　　第二个主线，我原来不太敢说这个词语，我昨天听温总理说了，其实这个是政体方面的转型。今天的社会情况下，要建立一套与我们发展相适应的，其实是一种监督体系。让人民进去有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昨天温总理都讲到了，同时包括媒体，因为现在社会越来越复杂了，媒体从以前的喉舌作用，包括中央电视台，应该有更多的监督的权利。让社会更加透明。

　　第三个，昨天总理也说到了，是法治。总理说那话很重，叫以党代政。多少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挺大的问题是最后到底是法大还是别的大。如果有一个双重标准在法治外，这样法的执行，就是依法治国就很难执行下去。向法治化社会的转型另外一个精髓怎么样限制公权，保护私权。因为社会法律体系不是去保护强者的，一定是去保护弱者。怎么样弱势群体，其实社会跟政府之间，社会本身自己是一个弱者，弱者怎么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三条主线，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适当的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制的建立，包括人大、政协真正能够起到制衡的作用，监督的作用，媒体的作用，最后一个法治化的社会，怎么真正做到以法治国，这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